2026年初秋，西安一家半导体真空泵企业的车间里，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副教授毛帅正和工程师一起调试磁悬浮分子泵控制器。他另一个身份，是这家企业的技术顾问。带着多项核心专利入驻企业，毛帅说：“目前这套高速分子泵控制器已完成设计并交付。”政策红利，正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力。

毛帅的故事，是陕西数十万高校教师的一个缩影。在这片拥有110多所高校、1800多家科研机构的科教大省，一场以“三项改革”为牵引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正在重塑教师这个职业的边界与内涵。他们不再只是站在讲台上的人，也不只是埋首实验室的人。他们是教师，是科研人员，是工程师，是创业者，是技术经理人。

过去，高校教师在企业牵头技术攻关，横向项目在职称评审中分量有限，课时考核却一分不减。时间从哪里来？精力往哪里投？算不清这笔账，人就迈不开步子。

破题从制度开始。2025年，陕西省科技厅明确：“科技副总”服务企业期间，与接收企业达成单个横向科技攻关项目50万元及以上，经评审择优可转为省级科技计划纵向项目。这意味着，在企业干出的成绩，回到学校能“换算”成职称评审、岗位竞聘的依据。

长安大学随之调整了职称评价体系，更看重成果转化，适当降低“科技副总”的课时考核要求。

同一年，延安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教授何智慧也多了个“科技副总”的身份。过去校企合作多是“短期项目制”——签一个合同、做一次攻关、拿一笔经费，项目结束合作即告终止。如今，他在企业有了正式的办公室，能和负责人直接沟通，“不仅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也让双方的合作更容易促成”。

何智慧还主动当起了“牵线人”。企业遇到的技术难题一旦超出他的专业领域，他就对接高校其他老师，“我们的校企联合专家团队，有企业方，有高校的专家，大家定期坐在一起，技术探讨，攻克难题”。

这种转变的深层逻辑，陕西的决策者看得很清楚：教育、科技、人才不是孤立的“三驾马车”，而是相互咬合的“齿轮组”。要让齿轮转起来，就得让人才真正流动起来——编制在高校，用武在企业，身份不变，通道打通。

2025年，陕西全省选聘“科技副总”“科技顾问”1208名，组建891支“科学家+工程师”队伍，带动高校从科研院所、企业聘任“产业教授”“产业导师”1.5万余名。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像裴莉莉、何智慧这样的人，开始在两套体系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商洛，商洛学院副教授李峰的故事更能说明“桥”的意义。

陕西中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商洛市硅产业链链主企业，主要从事石英砂深加工。技术瓶颈一直是绕不开的坎。精制石英砂纯度只有99.3%至99.5%，进不去高端市场。

李峰担任科技副总后，第一时间梳理生产流程中的技术痛点，联合开发“物理选矿—热压酸浸—超声辅助提纯”组合工艺，大幅降低杂质含量和生产成本。他还协助企业对接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牵头组建“科学家+工程师”省级创新团队，把企业的技术难题升级为科研项目，2025年成功申报6个省市级项目，争取资金160余万元。

李峰的实践还延伸到了育人环节。在他的推动下，中泰材料成为商洛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实践基地，每年组织200多名本科生来企业参观，选派大四学生驻企实习。

这正是陕西教科人一体化改革的一条内在逻辑：科研人员在服务产业的过程中，把真实问题带回课堂，把产业经验融入教学，育人不再是纸上谈兵，攻关不再是空中楼阁。

所有流动与融合的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前提：科研人员得先“敢动”。

“科技成果‘藏’在高校院所里，曾是困扰多年的老问题。科研人员有顾虑，转出去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转化失败了会不会被追责？”这是陕西“三项改革”要直面的核心命题。

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不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建立尽职免责机制；技术转移人才单独设立职称评定通道，“转化好”也能评教授；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允许以现金出资入股，实现“技术股+现金股”——这三项改革，从制度层面为科研人员卸下了包袱。

截至2025年底，全省11万项职务科技成果实现资产单列管理，4.6万项科技成果实现转移转化，新成立科技成果转化企业2972家；1000余名教师凭借成果转化贡献晋升职称。

数字是冷的，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科研人员从“不敢转”到“放心转”的心路，是一间实验室从“锁着门”到“敞开门”的转变，是一张课表从“统一配餐”到“一人一策”的进化。（群众新闻记者 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