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

李若冰老师长期以来是陕西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担任过省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副主席，担任过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省文化厅厅长，担任过省文联主席。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他于二十一年前去世，所以今年是他去世二十一周年，也是他的诞辰一百周年。我一直说要写一篇文章，我今天坐到这里把这个任务完成。我记得李老去世的时候，在三兆殡仪馆设的灵堂，灵堂的挽联就是我给撰的：云阳泾阳延安西安柴达木塔里木辉煌一生著作等身，战士诗人长者泰斗革命家文艺家高山仰止风范长存。浓缩了李老辉煌的一生。

他从泾阳云阳，到延安，到鲁艺。毕业以后，分到中宣部，担任当时中宣部领导的助理秘书。后来到北京进入丁玲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一直心系大西北，毕业后又回到西安。他主动要求跟随地质勘探的队伍深入大西北，并担任地质队的副大队长，并与铁人王进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几年之后，他写了《柴达木手记》，这本书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轰动一时的一本书。

我那一年到罗布泊去。很多老地质人告诉我，他们就是受到了《柴达木手记》这部书的感召，报考了地质学院、石油学院、矿业学院，然后跑到新疆工作。

后来他主持省文联工作许多年，是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老领导。

他在世的时候，我作为他的老部下、学生，一手参与操办他的丧事。追悼会的挽联就是我写的，我在挽联中称他为一代宗师。包括他追思会上的生平介绍和悼词，都是我到省委组织部调出李老厚厚的一沓档案，细致翻完档案后撰写的。

仪式结束以后，李老的骨灰盒用一块红布包着，他的大儿子叫李珩，小儿子叫李勇，还有大女儿李小英。他们把骨灰盒取出来，我领着省文联编辑部的所有人，我说李老疼爱了咱们一回、领导了咱们一回，现在从我开始，咱们轮流接过骨灰盒，每个人抱20米。从我开始，接下来你们一个一个排着队，把骨灰盒从三兆殡仪馆安放到西安革命烈士陵园，安置进墓穴格子里。

李老对我有很大的恩情。1993年，省作协换届，我当选作协副主席。后来，时任省委副书记刘荣惠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能不能把我调回西安，我当时代理延安文联主席，挂职黄陵县委副书记。刘书记说，那你想到哪里去？我说，能不能安排到作协。他说，你这个要求合理，你写出《最后一个匈奴》这样的大部头，人又这么好，他现在就给他们说，这时候会还没有结束，这是1993年的8月。后来到了1994年的5月，作协开主席团会，我也去了。参会结束后，我说去看一看李老。到了建国路他的住处。进门之后，李老的夫人贺抒玉老师说：“建群，老说你下来呢，怎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说刘荣惠书记跟有关部门说了，调动的事应该问题不大吧。李若冰一直没说话，这时开口说：“建群，你想不想，你能看哈（陕西方言，意为“看得上、中意”）我们文联不，你如果能看哈我调你到省文联来。”我听了特别感动，赶快站起来说：“我怎么会不愿意，只要西安有个地方让我圪蹴（陕西方言，意为“蹲”）到那儿，我就烧高香了。”李老说：“行，礼拜一我在党组会上提你的调动事宜。”就这样，我以省作协副主席的身份被调到省文联。之后在省文联担任《新大陆》杂志社主编及创评部主任，李老任《新大陆》杂志社的社长。后来换届当选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一直在省文联工作到现在。所以李老、贺老师对我是有大恩的。

我认识李若冰是1979年的4月20日，省作协恢复名称后的第一次座谈会，叫“新作者座谈会”。地点在西安建国路71号。那天李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风衣，开口问：“你是高建群？”我应答：“我是高建群，延安的作者。”见到李老，还见到杜鹏程老前辈，他正在门房取报纸。见到王汶石老人家，还有时任省作协主席胡采。后来开会地点在张学良公馆，王汶石牵着我的手，李若冰牵着我的另一只手，把我带到会场。让我坐到他们两个中间，我说：“这个位置我不敢坐，这是前辈坐的。”李若冰说：“你坐，坦然坐下，这是专门给咱们延安人留的位置。”我说：“好，那我就坐下。”这是我和李老的第一次接触。

第二次接触就是1982年5月23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陕西文艺界倾巢出动。当时陕西文坛四位大人物，我全程陪同。我当时在延安报社当文艺部主任。胡采老人家、杜鹏程老人家、王汶石老人家、李若冰老人家，我们一行人从杨家岭到枣园，到桥儿沟，再到南泥湾。我一直陪着，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杨家岭纪念旧址，我问胡老：“您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了吗？”胡采说：“我级别不够，没能参加，那天我在单位值班。”现场挂着一张放大的老照片，是作家草明（欧阳山夫人，著《原动力》）提供的。照片上有个个子高高的，脖颈细长、脑袋小巧像橄榄核的人，我看着像胡老，就把胡采请过来辨认。胡老看了半天，身旁站着石鲁，胡采说：“哎，这就是我，我当时正在改稿子，有人通知我开会，说是毛主席要讲话，我就赶过去了。”这是我对胡采的记忆。再说杜鹏程，到南泥湾后，一进三台庄下的稻田，杜鹏程情绪十分激动。延安当时培养的一个老红军刘宝斋负责接待，杜鹏程上前问他：你当年在哪个连队？叫什么名字？刘宝斋有些紧张，立正回答：“报告首长，我是某某连队的。”杜鹏程点头说好好。再说王汶石，他当年是大生产运动、新秧歌运动的演员，演过《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改造二流子》。大家起哄，让王汶石找条毛巾包上头，现场再演一段《改造二流子》。找来毛巾，没人会陕北头巾的扎法，最后请服务员帮忙扎好，再拿上红绸，王汶石低声演唱起来。这是当时的记忆，后来我专门写文章记录过几位前辈。

李老在担任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主持工作期间，帮了很多人，调动了很多人。当时叫人很感动。当然作协其他班子成员也一同出力。只要在报刊上看到普通人写的短篇小文，觉得有才华，就主动上门邀约对方从事文学工作，有的人还不愿意过来。我听陈忠实老师讲过一件事：当年他正在地里干农活，李老派专车去乡下接他，说有外宾来访座谈，需要几位作家陪同，请陈忠实过去。陈忠实匆忙赶过来。他身上满是泥土，裤腿卷到膝盖。李若冰见了，当即脱下自己那件米黄色呢子大衣，让陈忠实穿上。陈忠实后来提起这件事，几度哽咽，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穿呢子大衣。李老的优点是，心地仁厚，一副菩萨心肠，旁人但凡有难处求到他，甚至不用开口求助，他都会主动帮忙。不管是在文化厅、文联还是作协任职，就连单位门房的工作人员，他都会主动上前询问，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人人都说他是活菩萨。

贺抒玉老师也是这般和善宽厚，夫妻二人品性高尚，堪称“冰清玉洁”。

“文革”后期，李若冰从“五七干校”出来，开始采访创作《神泉日出》这部描写毛主席和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历程的书。197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陕籍文艺工作者整理革命民歌，他也应邀参与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新陕北民歌的创作。该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署名：李若冰、徐锁、关鹤岩、冯福宽（作词），刘烽（作曲）。关鹤岩是延安时期老音乐家，曾任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徐锁是河北人，个子不高，诗作写得极好。冯福宽（回族，经名穆罕默德·阿里），才华横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作曲编曲是当年国内知名音乐家刘炽的弟弟刘烽担任，他是西安人，同样是延安时期的文艺老兵，这首民歌1971年唱出来以后，广为流传。2004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百首爱国主义教育歌曲”。在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专场文艺晚会、201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前年我到榆林，当地新建了陕北民歌博物馆。我叮嘱馆方，严格按照原版标注排序，把这首民歌全部原作者清晰地标注出来。现在我们还能听到《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李若冰、徐锁、关鹤岩、冯福宽（作词），刘烽（作曲），可惜这几位前辈大多已经离世。

今年恰逢李若冰100周年诞辰，我之前写过《永远的柴达木》《永远的李若冰》两篇短文。这次百年祭，我打算写一篇长篇纪念文章纪念我们的船长。创作灵感源自惠特曼悼念林肯的诗歌《啊，船长，我的船长！》。我以《我们敬爱的船长，我们光荣的父兄》为题，纪念李若冰老师百年诞辰。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对这位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文艺家的崇高敬意。

2026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