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讯（记者 缑青翠/文 梁萌/图）清代藏书家张海鹏言：“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明代书商余象斗亦愿“惠后来之沾溉”。古人之于出版，并非止于纸墨，实乃传薪之业——使文明不绝于缕，使后学有阶可上。

曾几何时，书籍是人类求知最倚重的通道。然而今日，技术涌进、AI勃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激荡深远，出版社亦未能置身事外。

而真正的文化主体，不因工具之变而动摇根本。今日中国出版之底气，在于千年文明积淀，更在于坚定而自觉的文化自信。值此契机，我们走访多家出版社及相关单位，探寻其如何以自信为锚、以时代为帆，既不失传道之本，又能开创新知之局。出版不再是市场的被动追随者，而应是精神高度的守望者，是文明再创造的行动者——在变革与激荡中，交出一份属于出版人的时代答卷。

曾几何时，文学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通道，出版是知识传播的核心媒介，而今，算法推荐与短视频争夺着人们的注意力，有人断言深度阅读将沦为小众行为。但总有一些声音，不会被湮没——它们来自黄土地上的乡村戏班，来自贵州大山里的赤脚医生，来自城市写字楼里职场妈妈的深夜焦虑，来自饺子馆店主在案板与稿纸之间切换的人生。琐碎、粗粝，却真实得令人无法忽视。

太白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太白社”）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做一件事：为这些声音寻找安放的位置。1993年，太白社在西安成立，三十多年来，从“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到如今的“小说·映像”“她山”“太小白的解忧杂货铺”“新大众文艺丛书” —— 每一代出版人都在回应同一个命题：时代最真实的声音在哪里，文学的边界就延伸到哪里。

信任是最大的“家底”

—— 太白社社长王剑谈出版传承与创新

“太白社三十多年攒下的最大财富，不是哪一本畅销书，而是作家和读者对这家出版社的信任。”太白社社长王剑说这话时，语气平实，像是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多年来，他一直在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工作，调任太白社之前，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虽然刚到太白社不久，但他对出版的理解并非从零开始——用他的话来说，“在不同岗位上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把好的内容交给对的人。”

图/太白文艺出版社社长王剑畅谈出版使命，坚守精品出版传统，打通多元渠道让时代文字被更多读者看见。

而太白社这些年攒下的“家底”，他看在眼里——陈彦的第一本小说、第一本散文、第一本剧作都放在这里；柴治平心心念念“只有在太白社出版，才能完成我的心愿”；若非在微博上被编辑捞起后，从此找到了安放文字的归宿。

“这些信任，是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的。”王剑直言，这是他接任社长后感受最深的事，也是他反复强调的“不能丢的东西”。

图/太白文艺出版社陈列室，摆放着各种精品图书和荣誉证书。

但“守”不是唯一的答案。在王剑看来，太白社要做的，是在守住“精品出版”和“扶持本土作家”传统的同时，主动把出版工作往“前”移一步。“过去出版社往往是等一部书稿完成了再介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作家创作初期就建立联系——了解他在写什么、需要什么、我们能帮他什么。”

为此，太白社新的工作机制已初具雏形：每位编辑固定对接一类主题或一批作家，实现精准跟踪服务，重点扶持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和青年作家群体。同时，与番茄、抖音等数字阅读平台的联合首发机制也在推进中。“纸质书出版前先做数字化试水，好的内容提前被看见，作者提前获得收益和反馈。”王剑认为，这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探索，更是“新大众文艺”理念的延伸——让普通人的写作，也能通过新的通道抵达读者。

另一项他着意推动的工作，是“唤醒”太白社沉淀多年的版权资源。系统梳理社内积累的小说、诗歌、网络文学等版权资产，分类对接不同平台——适合影视改编的对接影视公司，适合有声化的推给喜马拉雅，适合漫剧的对接动漫平台。“让每一份文字找到最适合它的传播方式，让沉睡的版权重新发光。”

图/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部分精品图书。

“出版社的根本职责没有变——筛选并推出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服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王剑说，“只是抵达读者的路变多了，我们要把每一条路都走通。”

而太白社这些年已经用行动回应了他的思路。从“小说·映像”里贵州税务工作者若非的《十二盏微光》，到“新大众文艺丛书”中饺子馆店主柴治平的《一根纸烟燃烧的时间》 ——这些原本可能被湮没的声音，都在太白社找到了安放的位置。诚如王剑所言：“文学不应局限于‘象牙塔’，它要扎根生活，为普通人发声，反映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变迁。”

八年，为一位作家修一座“文字档案馆”

“太白文艺出版社像一条大河，把我从小溪流送到了河面上，现在我仍是小船，还须奋力朝前划。”2020年8月，陈彦受邀到太白社交流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四年后，这条“大河”托举起一艘更大的船——《陈彦文集》首发式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举行。

图/2024年4月27日，《陈彦文集》首发式现场，陈彦为读者签名。

2024年4月27日，二十册精装书在展台上依次排开，湖蓝色的封面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经过太白文艺出版社历时8年的精心编辑，650万余字的《陈彦文集》今天终于正式出版。”《陈彦文集》首发式现场，主持人说。

一部“长”出来的文集

其实早在2015年，太白社就有意向为陈彦修建一座“文字档案馆”。那一年，《装台》出版后反响巨大，太白社领导及编辑一致认为陈彦已具备出文集的条件。“说到出文集时，陈老师稍有犹豫，但同意了先收集整理。”如今已是太白社副总编的申亚妮回忆。

图/太白文艺出版社收藏着陈彦泛黄手稿及早年发表文章的报纸、杂志剪报。

一篇篇手稿、一本本杂志、报纸上关于陈彦的文章，申亚妮都逐一整理。在长达一年多的文稿收集后，2016年，太白社正式启动《陈彦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但陈彦的创作没有停下来。2018年，《主角》获茅盾文学奖；之后《喜剧》《星空与半棵树》相继面世。文集就这样“一边编、一边等、一边往里面加” —— 从15册增加到20册，从500余万字扩充至650余万字。素材的收集同样是一场“考古”，陈彦尘封近40年没有发表过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弯弯树》首次在文集亮相。一些早期创作尚未搬上舞台的剧作，这次也收录其中；还有多年前未发表的散文手稿、多部剧作，也一一纳入文集。遗憾的是，有两篇陈彦一直在找的重要文章，最终难觅踪迹。

“每次陈老师发来最新创作的小说，我们都很为他高兴，也为文集的壮大高兴，但出版时间只能一次次延后。”申亚妮回忆。社里态度明确：既然做了，就认真做全做好。随着陈彦老师稳定持续的创作，文集从15册“长”到了20册，收录的最新作品是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申亚妮说：“陈老师太勤奋了，我们追不上他。”但文集最终未能收入《人间广厦》，因为那部作品创作完成时，文集已进入发印阶段。

图/《陈彦文集》

这套文集是精装限量版，共2000套，精美套盒装，附赠陈彦书法手迹、签名且带编码的藏书票。从策划到装帧，每一处细节都力求精美，只为匹配这套文集的精神价值。

信任，贯穿始终

早在2010年，申亚妮参与编辑《中国秦腔文化丛书》的时候，就认识了时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的陈彦。

《西京故事》这部小说的诞生，申亚妮也是见证者——时任社领导看了《西京故事》秦腔现代戏后，主动与陈彦约稿，想让他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最终促成陈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问世。书稿初成，几经辗转，最后确定由申亚妮负责编辑工作。“即便这是陈彦老师的第一部长篇，当时编辑加工时，我也是心怀敬畏和忐忑。除了一些字词错误、方言用法用红笔标记之外，我还用铅笔对一些原本可改可不改的内容做了自以为更好的处理，需要陈彦老师确认后定夺。”

图/太白文艺出版社留存的陈彦作品编辑文稿。

书稿编辑加工完后，因陈彦忙碌，对书稿的相关工作申亚妮最初是和陈彦的爱人沟通的。把加工完的书稿交给他爱人后，申亚妮一直很忐忑。过了几天，她去取书稿。“小申，你改的我俩都看了，很认真，铅笔改动的内容就全部按照你的意见来修改。”申亚妮记得，“在我从陈老师爱人手上接过书稿时，她问我觉得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我说，写得很好。有些情节很感人，书稿里有几页皱皱巴巴的，都是因为当时落下的眼泪。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眼圈都红了。”

“《西京故事》之后的《西京三部曲——陈彦精品剧作选》和《装台》都是编辑部助理蒋成龙和我一起负责。陈老师对我们的编辑工作比较认可，尤其是方言的处理，他认为比较精当。”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也让陈彦最终愿意把文集交给太白社。“出版过程中他充分放权，找他确认一些具体问题，他总说‘你们来定’。文集出版过程长，前后参与编辑达十余人，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换来了这套文集较为满意的呈现。”申亚妮对记者说。

“文集编辑过程中，为了确保整体质量，我们还请了杨辉老师来帮忙审稿，他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杨老师给了不少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不仅让文集更精益求精，同时也让我们觉得更有底气。”申亚妮深有感触地说。

陈彦在太白社三十周年庆典上说过一句话，深情地讲述了他与太白社几十年的出版之缘：“我的第一本小说、第一本散文、第一本剧作都是在这里出版的。”从2004年到2018年，太白社相继出版了陈彦的第一部散文集《必须抵达》、第一部长篇小说《西京故事》《陈彦精品剧作选——西京三部曲》，除此之外还有《装台》精装版。

方言细细斟酌，太白文艺版本成了标杆

文集中有一个细节最能体现太白社编辑团队的专业水准——方言处理。

陈彦作品中陕西方言运用精当，编辑团队在处理时极为审慎。“我们不仅对照了多部方言词典，还请教了专家，力求精准统一。”后来，其他出版社在重印再版陈彦个别作品时，主动索要太白社版本，“以我们的版本为参考，这大概也是作家和读者对我们编辑工作的一种肯定。”申亚妮对此感到骄傲。

图/《陈彦文集》全套20册精装，文集附赠藏书票、书法插页。

文集中，赠送陈彦的书法作品内容最终定为“必须抵达”。这四个字源自他的一篇同名散文，记录他用60天读完100个剧本的自我挑战。书中写到，当时他迷上扑克牌游戏，一个月阅读量还不到三十个。懊恼中，他用颜体写下“必须抵达”挂在墙上明志。牌友来电时，他把自己浇了个浑身湿透，谎称没衣服出门。牌友竟带了衣服上门，他只好赴约，但那一晚他把牌局搅得一塌糊涂。此后，他终于摆脱干扰，专注阅读。

“必须抵达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精神。”申亚妮说，“希望这种精神能传递给读者。”

一座“文字档案馆”的时代回声

“我们更多是‘催生者’而非决定者。陈老师能走到今天，靠的是他自己的实力和精神内质。我们只是陪伴着，让这套书一步一步从一页页稿子变成一部部精美的书。”申亚妮说。

从2016年到2024年，一套文集从15册变成20册。这不是被“策划”出来的，是从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中“长”出来的。申亚妮和她的团队用八年时间，修好了这座“文字档案馆”。

一部文集，究竟能为时代留下什么？它记录了中国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刻变迁。文集将这一切系统留存，让后来者能够追溯一位作家如何从泥土中生长，如何用文字回应他所经历的时代。

而文学的生命力，也从来不止于纸面。陈彦的《装台》《主角》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引发了巨大的回响——西安的市井烟火、秦腔的悲怆和苍凉，从书页走向了千万观众的视野。虽然这些改编并非由太白社直接推动，但作为陈彦作品最初的出版者和文集的打造者，太白社为这些作品的“破圈”提供了最根本的文本根基。

做书，就是传播文化、思想，让有价值的声音传得远——让文字穿越时间，抵达它应该抵达的地方。

从“高原”到“原野”

2025年，一个叫“小说·映像”的文学品牌获评百道网文学类影响力出版品牌。这个创立于2021年的品牌，品牌理念是“记录时代光影，映照人性微光”。出版的图书体裁为短篇小说集，强调现实主义的多元叙事。

在编辑团队看来，这个奖的意义不止于品牌本身，“它说明我们做的这件事，被看见了”。太白社编辑张笛说。这些文字反映社会现实，关注平凡人的生存现状与精神困境。它们在时代的剧烈变迁中被留下、被传播，本身便是时代的声音。如今以文学的形式体现出来，也正符合太白社定位——高举文学出版旗帜，深耕陕西文化沃土，做陕西文学出版的主体。

“小说·映像”：记录时代光影，映照人性微光

小说的第一辑以陕西作家为主，总共四本书。其中《胡不归》的作者侯波，是一位从黄河边村庄走出来的作家，大半辈子都在书写脚下的土地。书名定为《胡不归》，这是陶渊明的名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归”，是主动选择去守护内心的一方净土。但侯波将这句话反着用了——现实是“田园将芜”，但“归”却变得无比艰难。

侯波坦言自己的写作深受柳青、路遥、陈忠实的影响，认为陕西文学的传统就是“农村生活，现实主义，史诗意识，厚重大气”。在他看来，陕西作家身上有一种使命感，甘愿为文学“虽九死而不悔”。

在第二辑中，广东作家马拉的《厨房中的契诃夫》、贵州青年作家若非的《十二盏微光》、内蒙古青年作家鲍磊的《等在雨季》，则让这个品牌真正“走出”了陕西。

《十二盏微光》的作者若非不仅是一名基层税务工作者，同时也是一名作家。为出版这部小说集，他曾向多家出版社投稿，但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出版方。直到在微博上偶然联系到太白社的编辑张笛，觉得她很能理解自己作品所要描述的那种独属于乌蒙山的烟火人间。

张笛收到书稿后，被书中乌蒙山麓困顿却饱含人性微光的生活打动，第一时间想到将这本书纳入“小说·映像”。“小说·映像”在2025年仅推出三本书，若非说：“我是其中最无名的作者，能与他们二位并列出版，极为幸运。”

《十二盏微光》聚焦了黔西北乌蒙山麓的烟火人间，书写一个个平凡乌蒙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爱与忧愁。正如名字所示，每一束微光都值得被看见，内涵正好契合“小说·映像”的名称由来本意。

在首部小说集出版后，若非受到了不少关注，后续作品出版也顺畅许多——“不仅有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中短篇小说集。感谢太白社，把我和我的创作推向更新的一个阶段。”若非激动地告诉记者。

五年来，“小说·映像”已出版十多种图书，发掘了马拉、若非、蟠桃叔、鲍磊等一批中青年作家。张笛说：“只要作品符合‘反映当代现实、关注普通人命运’的调性，地域不再是门槛。””

从“高原”到“原野”：新大众文艺的时代回响

如果说“小说·映像”是从文学高原向更广阔地域的延伸，那么“新大众文艺丛书”则是一场从“高原”向“原野”的纵深拓展。

图/2026年1月7日，《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第一辑）首发式在京举行，与会领导和嘉宾为丛书揭幕。

2026年1月，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统筹组织，太白文艺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三家出版社参与实施的“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第一辑在北京首发。丛书包括失聪诗人左右的《万籁俱寂》、彝族写者阿西阿呷的《我从凉山来》、饺子馆店主柴治平的《一根纸烟燃烧的时间》等七部作品，这些作品既是作者对自身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对时代变迁的生动注脚。

图/《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第一辑）首发式上，丛书作者分享创作过程中的点滴故事和心路历程。

当时，《一根纸烟燃烧的时间》作者柴治平是彬州市一家饺子馆的店主。他的写作之路，是从一本本剪报集开始的。他少年时家境贫穷，总是剪下过期报纸的好文章贴在旧杂志上，用来阅读。2002年冬天，父亲因病过世，念了仅一学期大学的柴治平只能退学南下打工。繁重的工作之余，阅读成了他“心灵的避难所”。他在自述中写道：“阅读是向内探索、向外突围的一场修行，是个人对抗平庸、构建自我的终极方式。”2016年深秋，他收养了一只被车轧伤左前爪的流浪猫后，拿起笔开始写作：“我写的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底层劳动者的艰辛生活。我写痛苦，写不甘，写大爱，写希望。”

四年后，书稿完成，柴治平心中升起一个念头——要由太白社出版。“只有在太白社出版，才能完成我的心愿。”书稿便一直被留存着，直到新大众文艺丛书启动征集工作，诗人左右帮他投了稿。而承接出版工作的，正是他心心念念的太白社。柴治平说：“当时我激动不已，逢人便说我的书要在太白社出版了。”

图/《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第一辑）

加上责编张笛的微信后，柴治平有些诚惶诚恐，他说：“校对期间，张笛老师就篇目的标题、方言用词、语句的精准度等，和我沟通了几处需要调整的细节。”书籍出版后，张笛时常鼓励他大胆前行，这份支持让他倍感暖心。

陈彦在首发式上评价道：“新大众文艺”让读者正视生活本质的“粗粝性”与“毛边性”，丛书“以开阔的生活面向，讲述了属于作者的人间烟火与生命经验，彰显了生活本身的厚度与力量”。为此，太白社还成立了“新大众文艺创新工作室”，将专业作家之外的创作力量系统纳入出版视野，外卖诗人、农民诗人、矿工作家……这些被传统文学体制忽略的声音，通过新大众文艺找到了呈现通道。

除“小说·映像”外，太白社坚持深耕出版品牌产品线的策略，策划了关注女性议题的“她山”品牌和心理自助品牌“太小白的解忧杂货铺”。即将出版的《一个叫盼娣的独生女》收录了五部短篇小说，从同名短篇《一个叫盼娣的独生女》到《产后一百天，我独自经历余震》，再到《和婆婆同床共枕的日子》 —— 话题背后是被长期遮蔽的女性真实处境。

品牌始终坚持“去标签化”的表达。“我们不喊口号，不制造性别对立。核心是‘真’ —— 是否真实反映女性生活现实与思想情感。让经历者被看见，让未经历者有客观认知。”张笛提到，这是“她山”最朴素的要求。

以出版为舟，渡时代之声

太白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有着一条清晰的脉络。从“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到如今的“新大众文艺丛书”“小说·映像”“她山”“太小白的解忧杂货铺”，太白社始终在做同一件事——为时代留下文学的声音。

太白社始终肩负着陕西文学出版重任，这份沉甸甸的担子背后，是一家地方出版社对地域文学数十年如一日的深情守望。

图/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张笛

张笛的话朴素：“我们做的，不过是认真对待每一份稿子。无论是名家还是新人，都坚持‘用作品说话’。读者和作者是能感受到这份认真的。”而太白社在不同时代推出的品牌矩阵，回应的正是时代最真实的声音。“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太白社正在做的，是让每一个真实的声音都有被听到的可能。

太白社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经得起岁月淘洗的长销之作，从来不是靠企划案“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信任积累中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每一次对真实人生的诚恳回应，都在悄然拓宽着文学的疆界。从黄土高原到黔西山野，从饺子馆的案板到写字楼的深夜，太白社始终秉持着一个并不喧哗的信念——当一切皆可被算法解构、被流量丈量时，仍有人愿意为一束微光驻足，为一句真声侧耳。出版为舟，渡时代之声，这或许正是一家文艺出版社最沉静也最坚实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