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文字整理 李宗俊/供图

主持人：

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主编、作家）

对话嘉宾：

李宗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嘉宾简介

李宗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涉及北朝隋唐史、出土文献、西北民族史、历史地理等。

曾入选“陕西高校人文英才支持计划”，出版《唐前期西北军事地理问题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北史研究》《新见碑志与西北史（北朝至唐）研究》等学术专著三部，合著《鄂尔多斯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军事地理卷》一部，历史小说《大唐西域使：王玄策西行记》一部。

先后主持博士后特别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敦煌研究》《西域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

《大唐西域使：王玄策西行记》，李宗俊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讲述唐代著名外交家王玄策四次西行的历史小说。作者基于考古发现与历史事实，加上合理的想象内容，以引人入胜的叙事手法和适应当代人阅读的文笔重述了王玄策、玄奘、唐太宗父子、武则天、戒日王、阿罗那顺等唐代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将文成公主出嫁吐蕃、王玄策威震天竺等重大历史事件一一串联起来，从而展示了大唐长安的文明强盛及灿烂文化。

编者按

本栏目注重挖掘人物背后的故事，以深度提问串联核心内容，兼顾专业性与大众可读性，既聚焦作品本身，也延伸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期围绕李宗俊教授《大唐西域使：王玄策西行记》一书创作的前后经过展开采访。

季风：李教授您好，您的作品《大唐西域使：王玄策西行记》以历史小说的形式重现了古人王玄策的西行传奇。王玄策在正史中并无专门立传，大众对他的认知多局限于“一人灭一国”的戏说层面。请问您为何选择这位“被遗忘的大唐外交官”作为研究和创作对象？在筹备创作的过程中，是什么让您坚定了为他著书立传的想法？

李宗俊：“一人灭一国”的事迹，普通大众相对陌生，但在历史爱好者群体中广为人知，尤其是隋唐史专业的学者、研究生几乎无人不晓。我最早关注这段历史，是在读研究生阶段，我的硕士生导师陆庆夫先生对此早已深耕研究，我受其熏陶，开始留意王玄策的相关事迹。

攻读博士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涉及唐蕃古道，于是系统深挖相关史料，并在博士论文中专设章节，对王玄策事迹做了完整梳理考证。后续整理成文《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事迹新探》，刊发于《西域研究》2010年第4期，又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1年第3期全文转载，在学界引发广泛关注。

此后，不少同仁提议，可将这段史实改编为历史小说，也适合影视改编。与此同时，我读到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以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为蓝本创作的《天竺热风录》，发现作品存在诸多与史实不符之处，史料挖掘粗浅残缺，演绎成分过多。加之网络演绎版本杂乱，学界研究成果又缺少通俗化普及，导致王玄策始终笼罩在历史迷雾中，成为被大众遗忘的大唐外交官。

作为深耕隋唐史研究的学者，向大众还原历史人物、讲述丝路传奇、揭开盛唐波澜壮阔的对外交往史，是历史学者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正是基于这些考量，我下定决心创作这部作品。

季风：书中兼顾严谨史料考证与合理艺术虚构，请问您如何精准把握“历史真实性”与“文学叙事性”的平衡？哪些情节和细节依托考古新发现得以补全？又有哪些内容是为丰满人物、增强故事性而进行的艺术加工？

李宗俊：历史小说本就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融合。历史真实是灵魂根基，文学趣味与艺术表达是作品的生命力。长期以来，学界围绕王玄策出使次数、往返时间、行进路线、使命任务等细节反复考证。我在文献搜集、史事考据上投入大量精力，尤其重点研究西藏出土的《大唐天竺使之铭》。

除《大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事迹新探》外，我还专门撰写《〈大唐天竺使之铭〉文字再校理》。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小说的史实严谨性提供了坚实支撑。

客观来讲，记载王玄策生平的原始史料十分有限，这既是创作难点，也为合理艺术想象留出了空间。在史实与虚构的处理上，元明清古典小说早已确立成熟范式，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三国演义》便是最好的典范，我在创作中也严格恪守这一准则。

全书核心情节框架，完全遵循学界考证结论；唐代典章制度、时代背景、社会风俗均逐一考实。大至长安城规制、朝堂朝会礼仪流程，小到宴饮座次、筵席陈设、场合礼乐演奏，所有细节均有据可查，绝不凭空杜撰。

为丰富叙事层次，小说以王玄策四次出使为主线，串联禄东赞、玄奘、唐太宗、武则天、戒日王、阿罗那顺等历史人物的命运，交织唐朝经略西域、唐蕃关系演变、吐蕃兼并吐谷浑、佛教东传流变等重大历史脉络，让情节更饱满、内容更厚重；同时将枯燥的史料记述转化为文学叙事，赋予情节戏剧张力与情感温度。三国历史本头绪纷繁，正因《三国演义》的文学演绎，它才成为国人最熟知的历史篇章，这也是我创作中追求的方向。

季风：有学者评价，王玄策在中印交通史上的地位不输玄奘，甚至在部分层面更有超越。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二人西行的使命、路线与历史贡献有哪些核心差异？这些差异又折射出盛唐对外交流怎样的多元维度？

李宗俊：玄奘的历史贡献集中在佛教传播与文明译介领域，世人敬仰他孤身西行的坚定意志、百折不挠的求索精神，以及对中印文化交流的深远推动。玄奘西行所走路线，多是前人早已通行的传统西域古道。

而王玄策是有史可稽最早打通唐蕃道、蕃尼道全程的先行者。这条全新通道，相比传统丝绸之路南北二道，行程大幅缩减，开辟了中印交往的全新路径。

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壮举极大提振了大唐国威。他的西行身负多重使命，涵盖政治邦交、军事斡旋、官方外交，同时兼顾文化互鉴、技术引进、迎请佛顶骨舍利等任务。他亲撰西行行记，主导西域十六国册封大典，在官方外交、疆域经略、丝路拓途上的价值，与玄奘民间求法、文化传播的定位形成鲜明互补。

季风：“一人灭一国”是王玄策最深入人心的标签，但这一说法历来存有争议。结合您的考证，王玄策第二次出使中天竺，借吐蕃、泥婆罗联军击败阿罗那顺的真实历史场景如何？这场战事的起因、规模，以及对当时中印关系、西域地缘格局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李宗俊：这段史实是古代民族团结、跨国协作的经典范本，格局宏大、内涵厚重。所谓“一人灭一国”是从他单车出使、孤身借兵、临危受命的孤胆英雄视角概括而来。

客观来看，击溃阿罗那顺势力既有王玄策个人的胆识、智慧与战略谋略，也离不开吐蕃赞普君臣的果断出兵，更有赖于吐蕃、泥婆罗联军将士的奋勇作战。因此在小说创作中，我既突出王玄策的个人智勇，也如实还原吐蕃君臣的决策担当与联军将士的勇武，着力凸显中印文明交融、唐蕃睦邻结盟的时代背景，彰显盛唐兼容天下的大国气象，既尊重历史原貌，也秉持客观公允的史观。

关于战事起因，史籍仅简略记载：“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正史并未详述中天竺内乱为何波及唐使，以及阿罗那顺突袭使团的深层缘由。战役具体规模也无明确记载，但依据玄奘记述的戒日王时期中天竺军备实力，结合史料“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万余人、俘一万二千人”的战果推断，中天竺参战兵力在两三万人以上。

此役之后，大唐在西域声威大震。史载“天竺各国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此后天竺诸国纷纷遣使与唐通好，双边交往愈发频繁。武则天天授二年，中天竺国王地婆西那等五天竺君主一同入朝献贡；友好往来一直延续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主动请命，率战象兵马协助大唐征讨大食与吐蕃，玄宗特赐其军号“怀德军”；还应南天竺之请为其寺院御书题额，遣使册封南天竺国王，双边交流绵延不绝。

王玄策借兵平乱一役，让天竺诸国慑于大唐国威，持续维系睦邻邦交，也深刻重塑唐朝西域战略格局。此后大唐继续西进拓疆：贞观十八年平定焉耆，贞观二十一年出兵龟兹、设立安西四镇，贞观二十二年西突厥归附，一度实现对天山南北全域的有效管控。

季风：书中完整梳理了王玄策历次出使天竺的行进路线。他开拓的经吐蕃、尼泊尔抵达印度的“蕃尼古道”，相较于传统丝绸之路南北道有哪些独特优势？这条通道的开通，对当时商贸往来、文化传播以及佛教交流、制糖技术传入等领域，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李宗俊：这条古道分为两段：一是从长安经青藏高原抵达吐蕃首府逻些（今拉萨）的唐蕃道；二是从逻些西南通往泥婆罗（今尼泊尔）的蕃尼道。

客观而言，两段道路在王玄策出使前已各自局部通行。长安至逻些一线，吐蕃使臣早已多次往返；唐与吐蕃、吐谷浑先后联姻后，唐蕃道正式全线畅通。与此同时，松赞干布迎娶泥婆罗赤尊公主，吐蕃与泥婆罗联姻通好，蕃尼道随之开通。

但从长安经吐蕃、泥婆罗直达天竺的完整线路来看，李义表、王玄策一行，是史籍明确记载走完全程的首批官方使节，堪称开拓这条跨境古道的先行者。

通道贯通首先，极大便利了西行求法的僧侣群体，义净记载的玄照、道希、玄太、道方、道生、玄会等高僧，大多取此道往返；其次，加速了科技与文化双向传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制糖技艺东传：史载王玄策使团邀约菩提寺石蜜匠人二人、僧人八人远赴中原，传授熬糖工艺，推动唐代制糖技术走向成熟。

与此同时，沿线邦国交流全面提速。吐蕃遣使向唐朝求取蚕种、酿酒、碾磨、造纸、制墨等工匠，朝廷悉数应允；泥婆罗、天竺的造纸术、异域民俗与宗教文化，也经这条古道持续东传，成为盛唐中外文明互鉴的重要纽带。

季风：王玄策所著《中天竺国行记》宋代之后失传，仅零星残篇散见于《法苑珠林》等典籍。创作中，您如何整合碎片化史料，并结合敦煌文书、出土碑志等研究成果，还原王玄策西行见闻与西域各国风土人情？

李宗俊：长期以来，学界围绕王玄策出使次数、时间、路线、使命事迹等细节持续细密考证。为厘清史事疑点，学者们遍览正史典籍、深挖佛教文献，结合《大唐天竺使之铭》碑刻、南京佛顶骨舍利等考古发现多方佐证。

创作前，我在继承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实现了五方面研究突破：第一，考证厘清王玄策与王名远为一人之名与字关系。古人名与字互为释义、彼此呼应，探明二者同源后，得以挖掘出龙朔年间王玄策出使西域、册封西域十六国的重大史实，极大丰富了人物生平脉络与历史功绩。

第二，考证、厘清《通典》与唐代官修《西国志》的源流关联。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核心内容，被唐代官修《西国志》收录吸纳；而《西国志》并未彻底散佚，大部分内容留存于杜佑《通典》之中，为今人还原其著作价值、评判历史贡献提供了文献支撑。

第三，深耕《大唐天竺使之铭》文字校理与释读。我先后刊发两篇专文，补释学界漏释、误释文字二十余字，补缺碑刻残缺文字八十余字，完善碑刻全文释读，深化学界对这块碑志史料价值的认知。以上均属于学术层面的原创突破。

第四，创作前期穷尽各类文献，对人物身份、情节场景、朝堂礼仪、宴饮规制、礼乐陈设等细节逐一考实，所有描写严格依循史料，绝不主观杜撰。

第五，王玄策个人传世文献虽有限，但同期政治、军事、民族、佛教等史料储备充足。正史记载了当时天下格局与西域形势，佛教典籍详细留存了沿途地貌风物、行程里程、道路驿站、民俗信仰等细节，为还原西行见闻、再现西域诸国人文风情提供了充足依据。

凭借扎实的学术考证与文献积累，我得以完整还原王玄策西行全程经历，真实再现当时西域各国的社会风貌与人文民俗。

季风：关于王玄策出使天竺的次数，学界一直存在“三次说”与“四次说”的争议。您在书中秉持哪种观点？有哪些史料与考古依据支撑？您认为该如何引导普通读者理性看待学术争议？

李宗俊：因《法苑珠林校注》存有“前后三度”“三度至彼”“三回往彼”等记载，王玄策本人在《论沙门不拜俗状》中也自述“自佛教之兴，始于天竺，臣经三使，颇有见闻”，国内外学界早期普遍认同“三使天竺说”，对四次出使多持怀疑态度，近代学者冯承钧便明确表示“对于第四次奉使一说，未敢承认其是”。

法国梵学名家烈维最早提出了王玄策于龙朔三年第四次出使天竺，后经伯希和、师觉月、陆庆夫、孙修身等学者持续考证研讨，“四使说”逐步得到学界认可。

厘清争议的关键，在于辨明文献时间节点。王玄策《论沙门不拜俗状》作于龙朔二年，《法苑珠林》相关记载亦源自此文；而第四次出使天竺、接引高僧玄照入京，发生在麟德二年，已是文章成文之后。两《唐书》未载此事，《法苑珠林》亦无记录，仅《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存有明确实录。

加之我近年考证证实，王玄策（王名远）在龙朔元年之后，还有出使西域、册封西域十六国的重要经历。由此可见，在文献记载的三次出使之外，王玄策还有至少一至两次官方出使行迹，“四使天竺说”史料扎实、逻辑严谨。

季风：您长期深耕北朝隋唐史、西北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此次跨界以历史小说形式普及学术成果，相比撰写学术专著，最大的创作挑战是什么？您希望通过通俗化叙事，向大众传递哪些核心历史认知，又能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哪些新视角？

李宗俊：作为专业历史学者，跨界创作历史小说，远比撰写学术专著更有难度。首先，要跳出纯学术研究的固有思维，平衡好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学术严谨与大众阅读、古代史事与当代认知的多重关系；同时，要与狭隘民族情绪、民粹化历史解读划清界限。如何理性解读古代邦交、民族融合、宗教传播等复杂议题，既区分古今时代差异，又厘清历史脉络与当代价值的内在关联，是首要挑战。

其次，王玄策虽是真实历史人物，但传世史料极简，如何突破史料匮乏的局限，通过合理艺术虚构塑造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是另一重创作难点。我全程恪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最终呈现效果，仍有待读者品评。

以历史小说这种通俗载体传播历史，更便于直抒个人历史观与价值思考。其一，珍视汉藏千年民族情谊，尊崇佛教向善慈悲的人文内核；客观评判唐太宗、武则天、阿罗那顺等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理性批判历代统治者权谋倾轧、专权独断、苛政扰民、穷兵黩武、滥杀无辜的历史弊病，反思假借正义之名满足个人野心、漠视民生疾苦的战争行为。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批判性，本就是承载历史反思、传递人文价值的应有使命。

其二，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文明史观。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文明，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始终在交流互鉴、彼此浸润中不断演进。佛教自印度传入后，深度融入中华文脉，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进步，始终依托交流与合作；历代盛世王朝的崛起，皆源于多民族交融共生、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我们更应珍视各民族的历史贡献，尊重边疆民族在丝路开拓、文明传承中的独特价值。

人文社科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象牙塔，学术成果唯有走向大众、通俗普及，才能真正发挥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推动史学研究通俗化、大众化，也是未来人文研究传承传播的重要方向。

季风：回望当下，王玄策西行承载的开拓精神、外交智慧，对今日中外文化交流、丝路文明传承有着深刻启示。您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除了解一段传奇历史之外，还能获得哪些深层思考？

李宗俊：王玄策四度出使西域、远赴南亚的壮举，凝练了大唐兼容并蓄的开拓气魄与务实圆融的外交智慧。其背后的历史逻辑跨越千年，为当代中外交流、国际合作与大国担当，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王玄策西行前路充满未知与险阻，不畏艰险的探索勇气、临危受命的责任担当，是丝路开拓精神的核心内核；而大唐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格局胸襟，也正是当下中国对外交流坚守的主流理念。

王玄策的外交实践，始终秉持守正笃行、务实灵活的准则。一是审时度势、因变应变：使团遇袭、邦交突变之时，不墨守成规，以借兵平乱的智慧维护国家主权与外交尊严，战后仍以包容姿态修复诸国邦交，坚守原则底线，兼顾策略弹性。二是互利共赢、务实合作：大唐以丝绸、茶叶、手工技艺互通有无，换取南亚异域珍宝、宗教文化与科技成果，实现经济与文化双向促进，让外交邦交扎根于利益互通与情感认同。

更为重要的是，弱国无外交，国家外交必须建立在强大国防、雄厚经济与深厚文化底蕴之上。王玄策出使能够顺利成行、建功异域，根本依托是大唐强盛的综合国力；多元包容的盛唐文化，搭建起跨文明对话的精神桥梁。同时，中外民间宗教、商贸、文化的常态化往来，为官方外交筑牢了民意根基。

三者相辅相成，既是王玄策西行建功的底层逻辑，也是当代中国对外交流、丝路共建、文明互鉴的核心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