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驮着五月的热浪漫过月河川道，最先在麦尖上镀上一层碎金。院角那棵杏树，像守时的信使，也把满枝金黄递到季节面前，也递到我被乡愁浸润的梦里。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白居易的诗句，是刻在庄稼人骨子里的时令。当麦香混着土腥味儿飘进小院儿时，母亲已经烙好了做干粮的饼子。父亲天不亮就蹲在磨石旁，“霍霍”声中，每把镰刀都变得锃亮，父亲还是习惯用长满老茧的指肚扫过镰刀的齿刃，就如抚过饱满的麦穗。再抬头望一眼院中的杏树，嘴角的皱纹便漾开笑意，那笑意里藏着一年的期盼——立夏三把黄，那是庄稼人最质朴的丰收密码。

院里的杏树是我出生那年栽下的。老辈人说“桃三杏四李五年”，栽一棵杏树，要等四个年头才能挂果，可习惯了慢生活的庄稼人从不在意等待，只是默默把朴素的心意，活泼泼地栽进土地。“杏”谐音“兴”，满树金黄的杏子在他们眼里就是家庭兴旺的兆头，他们把栽树当成过日子的仪式，像种麦子一样虔诚。所以，儿时每家每户的院坝边上，总能看见几棵杏树，在风中站成沉默的守望者。

三月的风，刚软下来，杏树就醒了。先是枝丫间冒出星星点点的红色芽苞，像极了被春风吻过的朱砂痣，一夜之间炸开满树粉白。“蜡红枝上粉红云”，那是杏花最动人的模样。粉嘟嘟的花瓣挤挤挨挨，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甜香，像谁把糖罐打翻在春风里。

等杏花的花瓣儿打着旋儿落地，地里的麦苗也开始拔节抽穗。枝丫间的青杏，像刚睡醒的娃娃，顶着毛茸茸的脑袋探出来，一天天疯长，从绿豆粒大小，直到满树青绿。那年月里，我们这群孩子总爱围着杏树转，仰着脖子数枝头的杏子，盼着它们快点变黄。母亲笑着敲敲我们的脑袋：“急啥？等麦子黄了，杏儿自然就甜了。”只是那时的我们，不懂得等待，每每抱着青涩的杏子咬上一口，便醒了一下午的瞌睡。

麦梢黄，杏儿香。田埂上的麦尖泛起金黄，黄澄澄的杏子便在枝头勾着我们的馋虫，最勾人的是学校院墙外的那一树鸡蛋杏。刚一放学，杏树下已是人头攒动，最淘气的孩子根本不顾扎在杏树周围的刺荆条，书包一扔，三两下就窜上枝头，靠在树杈上，挑最大最甜的杏子往嘴里塞，根本顾不上去管汁液顺着嘴角往下流。不会爬树的伙伴只好站在树下仰着脖子，眼巴巴地望着，树上的孩子便扔几个下来，惹得一阵哄抢，惊飞了枝丫间啄食的麻雀。

麦黄时节的杏子，是带着点酸的。但那种酸甜，恰到好处，像童年的滋味一样。大人们总说“桃饱杏伤人”，不许孩子多吃，可孩子们哪里听得进去。就算头天酸的牙齿连面条都嚼不动，第二天，还是忍不住往杏树底下跑——麦黄时的杏子，是童年无法抗拒的诱惑。

农村人珍惜每一颗果实，更把杏核疼惜地称为“杏米子”。我们吃完杏子，杏核自是不会浪费，砸碎成熟的杏核，就会露出心形的杏仁，晒干后可是好药材，也是我儿时上学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学后，我会在腰里挂上竹篓，去杏树下捡杏核。那时，我们除了比谁捡的多，谁捡的杏核更大，还会找一块平整的石板，撒开杏核，玩“弹杏核”游戏：用拇指和食指架起“枪”，瞄准最远处的那枚，“啪”地一声弹出去，射中了就把那枚杏核赢过来，因为事关学费，那时我也是村儿里弹杏核的高手。现在想来，杏核算是童年最廉价也最珍贵的玩具，每一枚都藏着生活的酸甜记忆。

离开老家去城里读书的那几年，每年麦黄时也是学习最紧张的时候，不能回家帮忙收麦，也就渐渐淡忘了杏子的味道。母亲操心我读书辛苦，不顾自己晕车，带着一兜麦黄杏来看我。杏子还是记忆中的模样，黄澄澄的，透着红晕，表皮带着新鲜的绒毛，像刚从树上摘下来一样。我拿起一个咬下去，酸甜的汁液在舌尖散开，瞬间，我就想起了老家的杏树，想起了割麦的镰刀，想起了风穿过树叶的缝隙，洒下一地碎金。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那样甜的杏子。

南风又起，麦浪翻涌，又是一年麦黄时。麦从杏色转黄，那是岁月的颜色，也是乡愁的味道——它藏在麦浪的起伏里，藏在母亲的皱纹里，也藏在我每一个梦回故乡的夜晚。（陈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