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理论文章发表在《新闻知识》2026年1期

■ 季永峰 阳光报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摘要：数字媒介的快速发展使深度阅读逐渐边缘化，纸媒副刊面临生存危机与功能重构的双重挑战。本文以《阳光报》副刊及“非常对话”栏目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分析法与参与式观察法，探讨地方纸媒如何在媒介融合背景下通过副刊创新重建文字的精神价值。研究发现，“非常对话”栏目通过文化精英访谈、跨媒介叙事与区域文化深耕，构建了差异化的内容生产机制，形成了“深度内容+区域资源+融合传播”的创新模式。其实践表明：纸媒副刊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文化坚守与叙事重构的结合，通过“眼睛向下”的平民视角与“档案式记录”的历史意识，可在速朽与永恒之间寻找精神平衡。这一案例为地方媒体转型提供了“内容深耕+媒介融合”的可行路径，也为理解媒介裂变时代的纸媒价值重估提供了经验参照。

关键词：纸媒副刊；媒介融合；文化访谈；地方媒体；《阳光报》

一、引言：纸媒副刊的困境与突围的可能

数字媒介的狂飙突进正在重塑整个传媒生态。短视频的即时快感、算法推送的精准投喂、碎片信息的快速消费，使报纸深度阅读被推向边缘。据中国报业协会统计，2015年至2023年间，中国报纸印刷总量下降超过60%，报纸广告收入缩水超过70%，大量纸媒停刊或转型。在这场媒介变局中，作为报纸“文化园地”的副刊更是首当其冲——许多报纸取消了副刊版面，幸存者也多面临篇幅压缩、定位模糊、影响力下降的困境。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阳光报》副刊却以“非常对话”等栏目为抓手，探索出一条逆流而上的创新之路。自2022年“非常对话”栏目定型以来，已累计采访文化精英40余位，获得陕西新闻奖等多项荣誉，在文学界与新闻界获得较高认可。这一现象引发本文的核心问题：在媒介裂变时代，纸媒副刊如何重构自身的存在价值？地方媒体的副刊创新具有怎样的机制与启示？其成功经验能否为同类媒体提供借鉴？

从学术视角看，纸媒副刊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发表园地，更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话语空间”，承担着文化再生产与社会价值整合的功能。在中国语境下，副刊还承载着传承地域文化、培育文学新人、记录时代变迁的特殊使命。媒介生态学提示我们，当一种媒介形式遭遇冲击时，其生存之道往往在于寻找不可替代的“生态位”——即其他媒介难以替代的功能领域。对于纸媒副刊而言，这个生态位可能正是“深度文化内容的持续生产”与“文化记忆的档案式保存”。

本文以《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分析法与参与式观察法（笔者为该报文艺主编），通过文本分析、机制梳理与效果评估，揭示其创新机制，并尝试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转型启示。研究资料包括栏目刊发的全部访谈文本、相关媒体报道、获奖材料，以及笔者的参与观察记录。

二、困境中的坚守：地方纸媒副刊的生存逻辑与历史脉络

（一）地方纸媒副刊的普遍困境

《阳光报》是陕西一家省级都市报，隶属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在媒介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纸媒普遍面临三重困境：

第一，同质化竞争。栏目设置相似、选题方向趋同、读者群体萎缩成为普遍现象。以陕西地区为例，《陕西日报》“秦岭”副刊侧重文学作品发表，《华商报》副刊偏向都市生活话题，《西安晚报》“悦读”副刊聚焦书评推荐，各家虽有侧重但边界日渐模糊。当内容缺乏独特性时，读者便没有理由选择特定报纸。

第二，功能定位失效。传统副刊承担着“补白”功能——补充新闻版面的不足，提供文艺性、知识性内容。但在网络平台可以提供更海量、更快捷的文艺资讯时，这种功能定位亟需重新锚定。如果副刊只是网络内容的纸质翻版，其存在价值必然受到质疑。

第三，人才流失与资源萎缩。随着纸媒效益下滑，优秀采编人员流失严重，副刊编辑队伍青黄不接。同时，作者资源也在萎缩——许多作家转向网络平台发表，纸媒约稿难度加大。这种“双重流失”使副刊陷入恶性循环。

（二）陕西报业的文化传统作为创新资源

然而，困境中蕴含着转机。陕西作为报业大省的文化传统，为副刊创新提供了深厚土壤。从历史脉络中寻找精神资源，成为《阳光报》副刊创新的重要路径。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广通报》在西安南院门附近的德福巷创办，创办人阎甘园、毛昌杰二位文化先贤开陕西近代报业之先河。民国元年（1912年），《秦风日报》在南院门创办，由秦陇复汉军兵马都督张云山提倡，宋伯鲁、徐宝铨从国外购回印刷机器，以“合力建国、力图富强”为宗旨办报，被核准为中华民国陕西邮政总局特准挂号的新闻纸类，在民众中影响深远。其后，《铎报》（1923年）、《建西报》（1924年）、《西北文化日报》（1931年）、《西京日报》（1933年）相继创办，南院门、五味什字、竹笆市等地成为报业集聚之地。

这一历史脉络呈现出陕西报业的独特品格：其一，报业与政商思想、文化先行紧密相连，并非封闭落后；其二，报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秦风日报》总编辑南南轩先生因参与“反袁逐陆”运动被捕，报馆查封，体现了报人的担当；其三，报纸始终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2022年11月，在作家路遥逝世30周年之际，《阳光报》策划了“重读路遥”专题，通过对老报人与作家的访谈，梳理了陕西文学从柳青、王汶石等从延安硝烟中走出的新中国第一代作家，到改革开放时期涌现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代际传承。在追溯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几处办公位置、爬梳近50年文学发展脉络的过程中，编辑部深刻体会到：报纸副刊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嵌入在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该专题也促使“非常对话”栏目正式定型。《张艳茜：我眼里陕西文学殿堂的主人们——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艳茜访谈》一文，获得2022年度陕西新闻奖访谈类三等奖，这一成功案例揭示出地方纸媒副刊的独特优势：深耕区域文化资源，建立差异化的内容定位，是突围的可能路径。

三、创新机制：“非常对话”栏目的实践路径分析

“非常对话”栏目的核心创新在于构建了一套差异化的内容生产机制，可从定位策略、叙事策略、融合策略三个维度加以分析。

（一）定位策略：文化精英访谈的深度锚定

栏目选择文化精英作为访谈对象，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著名编剧芦苇（《霸王别姬》《活着》电影编剧）、作家杨争光（《水浒》编剧）、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彦、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等。与一般媒体的明星化、流量化取向不同，“非常对话”强调“档案般的历史时代记录”（陈彦语），追求思想深度与文化价值。

这种定位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访谈内容涵盖创作经验、文化观察、社会思考，而非简单的作品推介或个人故事。例如芦苇的访谈不仅讨论《霸王别姬》的改编过程，更深入探讨了文学与电影的关系、中国电影的发展路径等话题。第二，访谈对象的选择注重“行业建树”而非“流量效应”，年过七旬的资深艺术家与新一代创作者形成代际对话，保证了内容的历史厚度与时代感。第三，访谈基调强调“求真求实”，避免浮夸虚饰，追求“档案式”的客观记录。

从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看，这种定位契合了文化资本积累的逻辑——通过深度访谈生产具有持久价值的文化文本，而非一次性消费的资讯产品。当网络平台充斥着浅层、速朽的文艺资讯时，这种深度文化文本恰恰构成了纸媒的不可替代性。

（二）叙事策略：“非常”话语的操作规范

栏目在叙事层面形成独特的操作规范，可概括为“三忌三求”：

“三忌”：一忌空洞、模式化，避免套路式提问；二忌问题陈旧，老调重弹；三忌顾虑求稳，避免落入一成不变的窠臼。这种“祛常规化”的操作理念，旨在让每次访谈都保持新鲜感。

“三求”：一求现场感，访谈追求“气韵平和”与“现场度恰切”，让读者有置身对话现场的体验；二求情节化，后期整理时通过叙事编织，将散点对话转化为有机文本；三求思想性，在话题把控上注重“按脉线概念上找‘矿’”，圈定思想资源的“富集带”。

具体操作中，主持人需要兼具多重能力：既要按预设提纲推进，又要灵活应对现场变化，将嘉宾“绕开的话题引导到理想范围中”；既要保持对话的节奏感，又要适时“鼓风”“加料”，像“中央厨房”的大厨一样把控全局。肖云儒先生评价这种处理使文化访谈“既具思想性，又不失可读性”，正是对栏目叙事策略的肯定。

（三）融合策略：跨媒介叙事的立体传播

“非常对话”并非单纯的纸媒产品，而是实现了文本、图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的多平台联动。这种“跨媒介叙事”实践，既保持了纸媒的深度优势，又借助数字平台扩大传播范围。

在具体操作上，栏目坚持“内容为王、平台为翼”的原则：纸媒版本保持深度访谈的完整性与思想性；微信公众号推送精编版，配以嘉宾照片与延伸阅读；视频号制作3-5分钟的短视频，聚焦访谈亮点；图片通过视觉语言呈现嘉宾风采与对话氛围。四类平台各司其职，形成传播矩阵。

从媒介融合的视角看，这并非简单的“报纸上网”，而是以内容为核心、以平台为渠道的立体化传播策略。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不同媒介形式会重塑内容的接受方式。“非常对话”的跨媒介实践，正是探索如何在保持纸媒特质的同时，适应数字时代的传播规律。

四、运作机制优化：制度保障与资源整合

栏目的持续运作有赖于一系列制度设计与资源整合策略，这些经验对同类媒体具有借鉴意义。

（一）作者资源的维护与整合机制

副刊编辑部建立了系统的作者资源维护机制。一方面，主动与优秀作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如前陕西社科院文研所所长张艳茜，长期为嘉宾，凭借其在《延河》杂志社近30年的工作经验，对全省作家的创作情况与文学个性了如指掌，成为连接报纸与作家的重要桥梁。另一方面，在稿件处理上坚持“尊重作家个性，对作品轻易不删改”的原则，建立信任关系，使优质稿件得以持续流入。

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作为报人前辈，评价副刊“人才难得，求才若渴”，正是这种作者维护机制的体现。九十岁高龄的阎纲先生至今坚持读报、写作，关注陕西家乡文学事业，成为编辑部的重要精神资源。

（二）社会责任的实践嵌入机制

栏目主动介入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振兴等公益议题，将媒体责任从信息传播拓展至社会实践。例如，参与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记录，访谈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关注乡村文化振兴，报道基层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这种“嵌入型”的运作方式，既丰富了访谈内容的社会维度，也提升了媒体的公共影响力。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关系契约”的建立——通过与社会的深度互动，构建媒体的不可替代性。当媒体不仅是信息的提供者，更是社会责任的践行者时，其公信力与影响力自然得到提升。

（三）编辑素养的专业提升机制

深度访谈对主持人提出了极高要求。栏目主持人需要兼具“发现热点的慧眼”“高超的语言艺术”与“话题把控的分寸感”。为保障栏目质量，编辑部建立了多层次的专业提升机制：

一是预设机制。每次访谈前，主持人需要准备大量预设性问题，深入了解嘉宾背景、研究领域与最新动态，确保访谈有的放矢。二是现场机制。访谈中主持人要善于“两头兼顾”——既知道读者需要知晓什么，又能引导嘉宾充分表达。三是复盘机制。访谈后团队集体复盘，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优化操作流程。

贾平凹先生评价栏目“嘉宾请得好，形式新鲜”，正是对编辑团队专业能力的认可。这种专业素养的培养，成为栏目质量的制度性保障。

五、比较视野：地方纸媒副刊的差异化路径

将“非常对话”栏目置于更广阔的媒介生态中考察，可以发现其差异化策略的独特性。

（一）区域内比较：陕西纸媒副刊的生态位分化

以陕西地区主要纸媒副刊为例：《陕西日报》“秦岭”副刊依托党报优势，侧重主流文学作品发表，风格端庄稳重；《华商报》副刊偏向都市生活话题，注重可读性与趣味性；《西安晚报》“悦读”副刊聚焦书评推荐，服务知识群体；《阳光报》“非常对话”则以文化访谈为核心，在内容深度与形式创新上形成差异化定位。

从媒介生态学视角看，这种分化正是“生态位分化”的体现——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各媒体通过专业化、差异化找到各自的生存空间，避免恶性竞争。“非常对话”选择的生态位是“深度文化访谈”，这既避开了与其他副刊的直接竞争，又填补了区域内文化访谈类栏目的空白。

（二）全国性比较：地方媒体与中央媒体的定位差异

与全国性媒体的文化访谈相比，《非常对话》的差异化更为明显。《南方周末》文化版聚焦全国性文化议题，选题覆盖面广、影响力大，但对区域文化资源的挖掘相对有限；央视《艺术人生》《文化视点》等栏目具有平台优势，但节目形态偏向电视化表达。

相比之下，“非常对话”的优势在于：一是深耕区域文化资源，访谈对象多为陕西籍或在陕工作生活的文化精英，内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二是深入本地作者群体，与作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三是灵活机动，制作周期相对自由，可以深度挖掘单个话题。这种定位契合了地方媒体“立足本地、服务本地”的宗旨，也使其在全国性媒体的压力下找到生存空间。

（三）栏目内部的代际对话结构

栏目邀请的嘉宾构成有趣的代际结构：既有年过七旬的资深艺术家，如芦苇（《霸王别姬》编剧，年逾七旬）、肖云儒（著名评论家，八十岁高龄）、阎纲（九十岁高龄），也有新一代创作者。这种代际对话的设计，既保证了内容的历史厚度，又保持了话题的时代感。例如，在访谈资深艺术家的同时，栏目也邀请青年作家、艺术家分享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体现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

从文化传承的视角看，这种代际对话正是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机制——通过代际交流，文化传统得以延续与创新。栏目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文化中介者”的角色。

六、困境与启示：地方纸媒副刊创新的普遍性问题

尽管取得一定成效，栏目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困境折射出地方纸媒副刊创新的普遍难题，也引发对纸媒价值的深层思考。

（一）现实困境

第一，制作周期长。深度访谈需要大量前期准备、现场采访与后期整理，每期栏目耗时数周甚至更久。在追求效率的媒介环境中，这种“慢生产”面临可持续性质疑。

第二，人物采访难度大。文化精英时间宝贵，采访预约困难；同时，访谈对象的选择范围有限，长期运作面临资源枯竭的风险。

第三，投入产出比问题。深度访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直接经济效益有限，在纸媒普遍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栏目运作成为现实问题。

第四，代际更新压力。随着老一代文化精英逐渐淡出，如何发现新一代访谈对象、保持栏目的时代感，是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二）理论启示

从“非常对话”的实践中，可以提炼出以下几点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第一，纸媒副刊的核心价值在于文化再生产功能。当信息传播已可由数字媒介高效完成时，副刊应转向深度文化内容的持续生产，扮演“文化记忆仓库”的角色。这种转向不是消极退守，而是积极的生态位重构。

第二，区域文化资源是地方媒体的独特优势。深耕本地作者群体、挖掘地域文化脉络，可以构建难以被替代的内容生态位。这种“在地化”策略，正是地方媒体应对全国性媒体与网络平台压力的有效路径。

第三，跨媒介叙事是纸媒创新的必由之路。但融合的前提是明确纸媒的不可替代特质——深度、温度、态度，在此基础上借助数字平台扩大影响力。换言之，融合不是放弃纸媒特质，而是放大这些特质。

第四，“眼睛向下”的平民视角与“档案式记录”的历史意识，可使副刊在速朽与永恒之间找到平衡。贾平凹先生对陕西作家的评价——“关注时代，研究时代，自觉地全身心地去深入生活”——同样适用于纸媒副刊的定位。在追求“速效”的媒介环境中，坚持“深度”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

（三）实践启示

对于同类媒体而言，“非常对话”的经验可转化为以下实践建议：

其一，找准定位。地方纸媒副刊应立足本地文化资源，寻找差异化定位，避免与全国性媒体、网络平台正面竞争。

其二，深耕内容。坚持深度访谈、档案记录，生产具有持久价值的文化文本，而非一次性消费的资讯产品。

其三，借力融合。充分利用数字平台扩大传播，但保持纸媒的内容特质，做到“形散神不散”。

其四，整合资源。建立作者维护机制、社会合作机制，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生态系统。

其五，培养人才。重视编辑队伍的专业素养培养，尤其是深度访谈所需的复合能力。

七、结语：在速朽与永恒之间

媒介裂变时代，纸媒副刊的生存困境是客观现实。广告下滑、读者流失、人才萎缩，每一个问题都真实而严峻。然而，“非常对话”栏目的实践表明：困境中蕴含着重构的可能。这种重构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或形式创新，而是对纸媒核心价值的重新发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提供思想沉淀，在碎片消费的时代保存文化记忆，在算法支配的时代守护人文精神。

正如学者所言，媒介演进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功能分化与生态重构。广播没有取代报纸，电视没有取代广播，互联网也没有取代所有传统媒介。每一种媒介都在演进中找到自己的新位置。纸媒副刊的未来，不在于与数字媒介争夺信息传播的效率优势，而在于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态位”——在油墨与像素、速朽与永恒之间，成为照亮人性的那束光。

《阳光报》副刊的探索仍在继续。2025年春，在报社领导策划指导下，编辑部精心改版，以文字、图片、视频号、微信号立体呈现，力求在5G时代坚守“白纸黑字”，让记录有迹可循。这张新闻纸，或许真能成为未来时代的“竹简式”档案。这场远征没有终点。它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挽救颓势，而在于以“未完成”的姿态，追问存在的意义，在油墨与像素、速朽与永恒之间，寻找精神平衡的支点。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2]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3] 陆晔, 周睿鸣. 新闻创新中的“协作式新闻生产”——一项关于媒介融合的案例研究[J]. 新闻记者, 2018(9): 28-37.

[4] 蔡雯. 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试论“融合新闻”及其挑战[J]. 国际新闻界, 2006(5): 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