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炜评

过年时亲戚欢聚，手机屏幕里流转着一张张笑脸。表姐在删存照片时突然对我说：“瞧你的样子，越来越像姨父了。”

我心头一颤。表姐口中的姨父，正是我的父亲。从高中开始，“长大后不想成了你”就像一颗种子，悄悄在我心里扎了根。

这份心思，母亲知晓。“你爸要是知道，恐怕还是有点伤心呢。”母亲曾轻声感慨。

父亲是从老家小山沟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山阳县教中学十七年后，调到商洛师范学校工作至退休。如今八十八岁，身体依旧硬朗，腰杆挺得如白嘉轩。

小时候，寒暑假是我与父亲相聚的珍贵时光。每当假期临近，我就满心欢喜地掰着手指头，计算着与父亲见面的日子。

父亲当年工作的地方，离我家二百多里。他虽只是个教书的，但在穷乡僻壤，“公家人”的身份，还是闪烁着一些光芒的。每次父亲归来，乡亲们眼中满是尊敬。而我总爱跟在他身边，听他跟邻人、亲戚聊外面的世界，心里满是向往。

父亲身形挺拔，脸庞轮廓分明。无论岁月怎么磨砺，也无法抹平他与生俱来的英俊。父亲从不邋遢，每件衣服都穿得平整、扣得规矩，没有一丝褶皱。无论天多么热，我都不曾见他光过膀子。父亲待人彬彬有礼，说话斯文而不掉文，更绝不吐脏字。

因此小时候的我，很为自己的父亲骄傲。用后来的话说，他的身份、他的外表、他的言行，在我眼里都是“高大上”的，我也因此幻想着自己长大后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人。

时光匆匆，父亲调回了本地，我读了县高中，与父亲待在一起的时光随之增多，可那层笼罩在父亲身上的光环，却在日益频繁的相处中渐渐褪色——或者说，我对他的崇拜，在不断稀释。

我首先发现，父亲虽为读书人，却很少真正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曾天真地以为，身为历史系毕业生，父亲是一个手不释卷、满腹经纶的学者，会在闲暇时光给我讲述古今中外的奇闻轶事，分享书中那些发人深省的智慧。那时候，我已抄写下了培根《论学习》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思维精密，哲理使人思想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可现实完全不是这样：父亲并不博览史籍，也从不与我交流读史话题，我若从《历史》课本或课堂上遇到困惑问他，他只道：“你现在没必要纠缠这些，照书上说的和老师讲的理解就是了。”这让我十分困惑。

我又发现，父亲活得过于谨言慎行，几无书生意气，遑谈挥斥方遒。比如，我明明听到他和隔壁的许老师谈到，平型关的历史场景与流行说法不太一致，可我偷看他的教案，有关章节却和成说毫无二致，由此能想得来，他讲课时肯定不会在大纲之外有任何发挥。

197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在父亲宿办合一的房间里，几位教师围坐在一起，谈论着思想解放与今昔反思。其中一位姓杨的老师声若洪钟，讲述着民国名人轶事和重庆谈判的细节，他的话语仿佛带着魔力，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鲜活地展现了出来。我坐在一旁做作业，却不由自主地被杨老师的讲述所吸引，听得入了迷。

众人散去后，我从父亲和许老师的交谈中得知，杨老师刚刚摘掉“右派”帽子，是个有风骨的读书人，历经磨难后，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热爱和对真理的追求。然而，第二天却有人奉命来询问：杨老师是否在交谈中称蒋某人为“先生”？父亲平静地回答：“聊天是事实，但我没听到这个词，可能是传错了吧。”

那人走后，我无法抑制心中的疑惑，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要“哄人”？在我看来，诚实是做人的基本准则，面对这样的询问，应该如实回答。父亲神色凝重地看着我，轻声说：“有人想害人，我不能缺德，这件事你千万别往外讲。”那时的我，只觉得父亲太过懦弱，连这么小的事都不敢实话实说。

我又想起读小学五年级时的寒假，父亲和母亲偷偷看《红岩》，还再三叮嘱我不准告诉任何人，这更加深了我对父亲胆小怕事的印象。没过多久，我在父亲书架上翻到一本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是群众出版社1964年的版本。扉页上有父亲写的两百多字“说明”，大意是：这本书原本是山阳漫川镇一位同志在湖北郧西县上津镇新华书店买的，现在转让给了他；因为扉页上已有对方的签名，为避免日后被人误会是“偷书”，他特意写明“过户”缘由，还注明钱款已当面结清，有见证者某某同志。我看着那段文字，忍不住窃笑，觉得父亲实在太过小心谨慎，这样的举动大可不必。

1981年9月，我考上了大学中文系，眼界渐渐开阔起来。读梁任公、章太炎的演讲录，字里行间的酣畅淋漓让我激动不已；读卢梭、尼采、卡夫卡的著作，他们笔下坦荡磊落的精神世界让我心向往之；报刊上文化名人充满现实关怀的文字，大作家萧军、张贤亮来校作报告时的放言无忌，都让我心潮澎湃。对比之下，父亲在很多场合的小心翼翼、躲闪表态，全然没有我想象中读书人该有的洒脱与锋芒。就连关起门来和家人聊天，涉及某些话题时，他也含糊其词。因此在我眼里，他就像《乡场上》里那个还没挺直腰杆的“冯幺爸”。

大学快毕业时，父亲出差西安，顺便来学校看我，第一次跟我说起他大学毕业时的经历。

1960年7月，他拿着派遣证到专区行署教育局报到，等待二次分配。当时有热心人给了他一张条子，让他去拜访某位实权人物，好能被分到离家较近或不太偏僻的地方。可父亲觉得那是走后门，加上生性怯场，硬是没去。几天后，他被分配到了离老家二百几十里的山阳县板岩中学，而那些找了人的同学，大多留在了本县。说这些时，父亲声音里满是后悔，我却忍不住反驳：“可您是对的，他们那样才是错的，有什么好后悔的？”父亲叹了口气：“现在跟你说，也是白说。”

父亲还跟我提起，1966年的时候，他正在漫川中学教书。看着街上混乱的景象，他干脆卷起铺盖回了老家，直到一年后接到通知才敢返校。“最起劲闹腾的都是些二流子、二杆子，根本不讲理，我实在害怕，趁没人管就跑回来了，当时想着，大不了就种一辈子地。”我听完心里暗想：要是我在那个时候，肯定会无畏无惧地挺身而出，保护那些无辜的人。

毕业后我留校工作没几年，父亲特意写信给我，叮嘱我：“安安地关门读书，好好管住学生。”

又过了数年，家里装了座机，可和父亲偶尔通话，一般都超不过三分钟，话题永远是柴米油盐、家常琐事。要是我说起一些关乎社会、关乎理想的话题，他就会坚决打断：“咱不掰扯这些。”

即便我寒暑假回了家，父亲和我的交流也极少，更谈不上推心置腹。母亲曾不满地说：“你父子在一起，一天里说不了二十句话。”我只觉委屈：“这不怪我，我说什么，我爸都不吭声。”其实他不吭声，主要还是不想接我那好诋诃、爱掎摭的话茬。

那个年龄段的我，满脑子都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看着父亲这般“不潇洒”，心里满是不解与叛逆，常常暗自思忖：父亲为什么不能活得更真实、更自在呢？为什么要如此束缚自己呢？于是一个念头生了出来：一定要活成和他截然不同的模样，成为一个勇敢追求自由、敢于展现自我的人。

1994年除夕，宋女士在春晚演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和父亲都在电视屏幕前。我即刻恶作剧地想：若让我做一首“父子之歌”，就叫《长大后不想成了你》。

然而，我没有料到，自己四十多岁后会向父亲的心理靠拢，尤其五十岁后会与父亲的精神和解，以至于行为上“克隆”他的不少方面，都在悄然而又自然地发生着。

父亲与学生们的义厚情深，像一把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重新打量父亲的大门。那些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有的事业有成，有的在底层打拼，有的还在海外追逐梦想。他们不远百里、千里、万里来看望父亲，眼中满是尊敬与感激。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到了父亲的许多故事：他会在学生生病时，亲自买药煎熬送到宿舍；会在学生面临人生选择时，耐心倾听，给出最可行的建议；会在学生遇到困难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会在毕业分配的关键环节，不动声色地坚持原则，不让没有背景的农村学生吃亏……这些点滴的“好”加起来，足够写成一本小书。可如果不是学生们亲口提起，我永远不会知道。

我曾鼓动父亲写本回忆录，把这些故事记下来，他却只是摆摆手：“我就是个庸人，这辈子只求悄悄地活、悄悄地死，写那些有啥意思。”

父亲的好学生王康律师的话，尤其点醒了我。有一次聊天，我说我父亲就像“装在套子里的人”，总是把自己裹得严实，连回忆录都不肯写。王律师却摇头：“你哪里知道令尊的内心世界？说不定老爷子年轻时，比你还有冲劲，心火比你还旺呢。只是世事无常，把人一点点磨成了现在的样子——看清了一切，觉得很多事都没有意义。”

王律师的话，让我想起父亲难得一次说过的话里有话：“不是你想咋活，就能咋活。”还有一次，他赞扬周公：“死了连骨灰都不留，真正的明白人。”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都只是从自己一厢情愿的角度看待父亲，却从未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父亲年轻时，或许也曾怀揣梦想，充满激情地追求自由与真理，但现实如同一座又一座大山，压得他不得不收起锋芒，选择小心翼翼地跋涉。

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之后，面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窘迫与突围，开始比较我和父亲天分的高下、过日子能力的强弱，随之便设身处地地想起父亲年轻时扛起生活的不易与顽强。

父亲的心灵手巧，在男人里是很少见的：他编筐打席子的手艺，村里没几个人能比得上；织毛衣的技巧，连单位的女老师们都要向他请教；做起家具来，老练得不输专业木匠；复杂的鲁班锁，到了他手里，也能两分钟轻松拆装；逢年过节，他给队里家家户户写对联，帮村里在山石上写宣传标语；他会玩好几种乐器，能导演整本的舞台剧，还会舞狮子耍社火；缝衣做饭更不在话下。我母亲常说：“除了不会生娃，你爸啥都会哩。”在有限的条件下，父亲总是尽力让家人的生活过得精致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三转一响”是每个家庭梦寐以求的奢侈品，他一点点攒钱，几年间就将它们置齐，而且全是一线名牌。1978年，电子手表刚投放市场，他是单位第一个抢购试戴的人；1980年，他给我买的时髦汗衫，因为面料舒适又样式别致，还被同学借去拍过好几次照片；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他抽到了紧俏品购物券，一咬牙借了钱，买了一台日本彩电，让我们家成了院子里最早有“洋电器”的人家。

我曾对一位同学说：“我爸内心其实挺布尔乔亚的，只是几十年里，从不敢任性地布尔乔亚，因为时空不允许。”

其实我也多次设想：我们家的每一位成员，还有我真心在乎的所有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等，如果生逢另一个时空，各自的人生会是什么模样？他们的灵魂会不会更自由，走路的姿态会不会更挺拔？每次得出的结论都一样，也都让我颇为伤感：多数人会不一样，少数人会一样。

不管怎么说，时光是一位悄无声息的雕刻家，在不知不觉中，将我雕琢成了父亲的模样。父亲曾说，做教师“怎么想是一回事，怎么说是另一回事”，过去不以为然，可如今备课时，看到教材里敏感的历史段落，我的指尖还是会不自觉地顿一顿，然后轻轻翻过

父亲曾告诫我：“话要想着说，不要抢着说。”过我觉得这话十分迂腐，可现在朋友聚会聊起尖锐话时，我端起茶杯的动作总会慢半拍，等着旁人先开口

父亲说过，在职场要“认清人，团结人”，过去我感这种“表里不一”，可现在遇到互相“匿怨”的同事我已经能够和平共处了。

我曾在笔记本上写下豪言壮语：“佝偻生涯数春，蝇营狗苟走行频。晚来抖擞娘胎气，作个昂昂正人。”父亲见了忍不住笑道：“五十多岁了，还说大啊。”我嘴上没吭声，心里却不服，觉得他小看了儿子可真正践行起来，我还是打了折扣。

就连生活习惯，我也悄悄向父亲靠拢：戒掉了酒，不再熬夜；厌倦了喧闹的应酬，喜欢宅在家里；爱看冗长的电视连续剧，偶尔打开电视机，只为看会儿体育比赛或者《动物世界》。

国庆节前，我回到商州陪父亲几天。有天下午，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里的球赛，当球员一脚进时，父亲的嘴角轻轻动了动，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眼角的皱纹却堆成了褶子。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的上，我看着他苍老的模样，又想起表姐的话。是的，已经成了他。

这世间，是不是绝大多数儿子对于父亲，都逃过“崇拜他——叛逆他——理解他——成为他”的命？我曾以为自己能挣脱父亲的影子，甚至朝着与相反的方向奔跑，可跑着跑着，却又慢慢走到了同一路上。那些我曾经不屑的“胆小”“谨慎”，如今也成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铠甲；那些我曾经向往的“自由”“扬”，在现实的挤压下，渐渐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如今每次看着父亲坐在休闲椅上懒洋洋的样子我会忍不住想：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我们？在那些被同化的痕迹里，藏着多少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无奈？父亲当年看着年迈的祖父时，会不也像我现在这样，心里生出同样的疑问？而我的儿子会不会又像曾经的我一样，渴望背离我的活法，最却又在时光的洪流里，慢慢活成我的样子？

没有答案，只能交给时间去解答。

2020年11月初

2025年10月修

（本文图片由刘炜评教授提供）

  

 作者名片

刘炜评（笔名），本名刘卫平，字允之，号半通斋，陕西商州人。自称“教书老匠”“蹩脚诗人”。现为西北大学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诗词学会会长、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