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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30 10:21:21 来源:阳光网-阳光报

图片由AI生成
■张蕾
初见侯亚萍,一袭长发如静夜流水,她安然坐在喧笑之中,宛若一幅淡墨画中悄然留白的影儿。众友夸赞她刚刚发表的小说写得好,她只微微垂眸,颊边浮起淡霞,谦卑如初绽的兰,敛着瓣,不肯轻易舒展全部的香。我暗自讶异:如此温婉的形貌,怎会蕴藏这般硬气?她的小说里藏着苍茫的骨骼,她的诗中立着孤峭的魂魄——原来灵魂的质地,从不囿于容颜的静好。
我喜欢她的诗,赤诚而深邃,如一棱沉静的镜,将个体生命的微光折射成历史苍穹下的星图。细读她的诗选,并非私密情感的简单倾诉,而是一场以个体经验为方法、以身体记忆为场域的深刻勘探。她以精微的意象与深沉的时间感知,筑起一座连通私人记忆与集体命运的桥梁,记录现代人漂泊的精神轨迹,并以其独特的诗学力量,重塑我们对历史、身份与存在的认知。
侯亚萍擅长在看似平淡的日常瞬间,进行时间的深度挖掘。她并不热衷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转身凝视历史如何沉淀于个人的生命肌理之中。在《是谁埋下的伏笔》中,个人际遇被置于宏阔而充满张力的历史背景中并置呈现:“耗尽半生建起的家园被洪水卷走/披着婚纱的新娘忽然患了癌症/一场疫情,不得不逃往他乡/一场战争,健壮的躯体印在了大地……”
这些接连的灾难意象绝非偶然罗列,它们形成了个人与历史的对位法。诗人以“伏笔”这一隐喻,揭示历史并非外在于我们的背景,而是早已作为潜在结构,编织进个体命运的经纬之中。而《白城子,还有那一树杏花》则完成了一次诗意的时空嫁接:“大风,在这儿吹了一千六百多年/沙柳,在这儿摇曳了一千六百多年。”个体短暂的“在场”与历史永恒的“遗迹”,通过一棵杏花树相遇。诗人捡回的破碎瓦片与密布其上的绳纹,成为个体参与历史考古的物证,虽是一部“无法读懂的天书”,却真实承载着那段跌宕的过往。
空间在她的诗中,亦是精神状态的显影剂。城市常呈现为一种精神的困局,《成人读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已是春分,外边姹紫嫣红/屋内,阴冷灰暗瘆人/多年未洗的窗帘,连同厚重的墙壁,都已凝固成铁……”“屋内”与“外边”的对比,隐喻着内在世界与外部生命的割裂。“凝固成铁”是物化与异化的象征。诗人通过这种极端的意象,捕捉并放大了现代人面临的某种精神困境,以此引发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思索。
与之相对的,乡土空间则被塑造为记忆的乌托邦与精神的原乡。《故乡落雪》中歪扭的雪中小路、母亲洗衣用的铁盆、胖嘟嘟的棉窝窝,构成了温暖而清晰的童年图景。而《被我撂荒的土地》则深刻揭示了离乡者的精神失落:“逃离了村庄,远离了土地/当年跟着母亲学的那点种庄稼的手艺/锈迹斑斑,是墙角的那把镰刀。”“锈迹”在此是双重隐喻:既是技能的荒疏,更是与土地联结的生命经验的枯萎。诗末“被我撂荒多年的土地,五月的夜里/可有月光流淌”的无问之问,既是对故土的眷恋,也是对精神根源失落的怅惘。
侯亚萍对身份认同的探索,是在流动的记忆与历史关系中动态织就的。在《总有一颗星会最先醒来》中,身份通过女性谱系与身体记忆得以传递:“外婆在民国十八年饿过肚子/母亲在一九六零年饿过肚子/我小时候也饿过肚子……”“饿过肚子”这一具体的身体经验,成为连接三代女性、贯穿不同时期的苦难符号。诗人将个体经验历史化,正是为了“祈祷那种灾难和悲凉/别再,别再,发生在你们身上”,让记忆承担起警示未来的伦理功能。
另一方面,身份也被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脉络中进行追寻。《白城子,还有那一树杏花》中,那位被想象为“女巫”的形象发出了诗意的诘问:“来到这儿的人呀,请脱下你的鞋子/让我看看你的小脚趾上/长着什么形状的指甲盖?”这个充满魔幻色彩的追问,将身份认同追溯到生理特征与远古渊源。诗人通过对历史基因的诗意想象,将个体的身份探寻融入中华民族漫长而交融的历史河流之中,展现了文化认同的深厚与层次。
在记忆易逝、历史被简化的时代,侯亚萍的诗歌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以语言对抗时间、以个体书写修复记忆的诗学努力。她创造了记忆的具身化语法,将抽象的历史转化为可感可触的身体经验与物质细节——无论是残破的丝巾、破碎的瓦片,还是母亲做的棉窝窝,都成为记忆的载体与历史的证物。她的诗亦体现了一种清醒而坚韧的存在姿态。《一场一个人的诗会》中,面对“满地狼藉”的人生,诗人宣称:“但这一次,我绝不哭泣。”她选择“该笑就笑,当哭则哭”,在普遍的情感节制中坚守着存在主义式的真诚。
最终,侯亚萍的诗歌达成了一种哀悼与希望交织的复杂诗学。她直面“家园这般荒凉残破”的现实,却也在《总有一颗星会最先醒来》中传递信念:“孩子,你要相信/总有一颗星会最先醒来/照亮夜空/温暖大地。”她的诗,如同春风中翻动的书页,让文字与故事、喜忧与思绪,都成为“春天的一部分”。
侯亚萍诗歌的价值,在于她成功地将个体的、经验的、瞬间的感知,锻造成一把能打开历史厚重之门的钥匙。她不是以史诗的规模,而是以微型史诗的密度与强度,在个人心灵的方寸之间,映射出时代的波澜与历史的褶皱。她的写作,印证了诗人是主动的记忆塑形者与意义赋予者。
通过将城市经验提炼为异化的寓言,将身份认同探入代际与历史的深处,并以高度自觉的个体书写践行诗学的抵抗,侯亚萍为我们这个容易失忆与漂泊的时代,提供了一种以诗铭记、以心承载的历史方法论。她的诗选因而超越了文本的集合,成为一部以个体生命考证历史的诗学文献、一份在断裂的现代性中带着记忆前行的精神地图。在这个意义上,侯亚萍的诗歌本身,便是那颗“最先醒来”的星,照亮当代精神生活中那些需要被看见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