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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民出版社建社70年全国征文 | 陈超英:我与陕西人民社的两代情结

2020-11-21 19:05:02   来源:阳光网-阳光报  

编辑部往事(编者篇)
  
  上世纪70年代陕西人民出版社同事的合影  
  左起赵彦平、作者父亲陈策贤、章彬、张如兰  
  
  文/陈超英
  
  屈指算来,离开家乡,告别陕人社,已经二十七载。星换斗移,暑去冬来。在广州,我似乎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切,而与故土渐行渐远。不料,冬季的一个早上,我刚打开手机微信,却被孔明的一则约稿函搅动了内心的波澜,记忆的闸门随之打开,淡忘的往事竟一幕幕浮现眼前,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个我生于斯、长于斯、两代人服务于斯的地方——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儿时的美好记忆 
  
  从懂事起,我就爱上了陕西人民出版社这个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地方。那时我家就住在与出版社一墙之隔的出版社家属院。当时坐落在北大街的出版社大院,满足了我对文化单位所有的想象:一座欧式的三层小楼,环绕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春天食堂两旁的紫丁香散发着芳香,纸库后面的海棠花静静地绽放;秋天三排平房间隔的苹果树果子挂满枝头;用冬青围起的小花园,月季花、玫瑰花、鸡冠花、指甲花、石榴花争相斗妍。在明丽静谧的环境中,办公室里一群斯斯文文的人在堆满书稿的桌前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想着都美。(随着陕西出版业的发展,现在除了那栋破旧的小楼作为历史见证外,其他已被拔地而起的大厦所替代。是后话。) 
  
  小学时,出版社之前出版印刷的《红岩》《王若飞在狱中》等书停止发行,被大量堆积在球场和食堂,却也为我们平添了很多乐趣。除了用这些书夹鸡毛、糖纸,一群小孩子还用书搭成了“地道”和“堡垒”,整天爬上爬下地玩“捉迷藏”,这也算是我最早的“书海行舟”。 
  
  作者母亲李巧玲女士,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未北京颐和园
  
  那时上学除了学习“毛主席语录”,学校基本没有教材,更没有作业。闲极无聊的我,被妈妈带进了出版社的资料室。这里,为我打开了一个知识的宝库。为了怕让人发现说闲话,我躲在资料室成排书架的角落,伴着落尘和油墨混合的书香,幸福地享受着知识的滋养:小人书、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各类童话、侦探小说、《儿童文学》《少年文艺》……高尔基、高玉宝、浩然、梁斌、周立波、李准、赵树理、王愿坚、杜鹏程、王汶石……凡是我能看懂的,统统“兼容并蓄”。可以说,我对文学的喜爱,得益于那时我妈“以权谋私”给我开的“小灶”。 
  
  上中学后,我也经常到李素梅阿姨管的资料室借书,但因把一本《爱甩辫子的姑娘》借给同学弄丢后,就再也无颜向李阿姨开口。至此,我与出版社的书缘戛然而止。
  
  二、父母的挚爱职业   
 
 作者父亲陈策贤先生
  
  我的父亲陈策贤,1956年从宝鸡地委宣传部调入陕西人民社做文学编辑,后长期担任文艺部主任。我的母亲李巧玲,1957年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至陕西人民社,先在《陕西画报》做记者,后进入美术编辑部做连环画编辑,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术出版社独立出去截止。 
  
  在那个“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时代,父母从未有过调离的念头。他们以极大的工作热忱,投入到他们所热爱的出版事业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默默奉献。而编辑工作给他们带来的成就感,我也深受感染。父亲为人纯朴真诚、待人宽厚、工作勤勉,在陕西文学圈里有着很好的人缘。无论是陕西老一辈的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还是后来的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邹志安等等,都和他有着深厚的交往和友谊。着名作家杜鹏程一直亲切地称他为“一字师”,而柳青在生命垂危之际,还让女儿把父亲叫到他的病床前,交代未竟之事。让我最为感动的是,大概在1986年陕西作协召开的一次大会上,父亲被授予为陕西文学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伯乐奖”。当时我陪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从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和他手捧鲜花、热泪盈眶的表情中,我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也对他所钟情的编辑事业有了新的理解。 
  
  作者母亲李巧玲女士,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秦兵马俑展厅前
  
  对于母亲,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她历史清白——别人的工作简历通常会出现五行六行以至更多,而她却只有一行“陕西人民出版社”(直到美术社独立出去后才又添一行)。编辑,是母亲这一生唯一从事的职业。她正直善良、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在群众中有着很高声誉。在工作上,她更是勤恳敬业,在我的印象中,她除了忙还是忙。当然,她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当时陕西的着名画家刘文西、茹桂、王西京等都为母亲所编的连环画画过插图,中国最着名的连环画画家贺友直也与她有过合作。她改编自《三国演义》《水浒》的连环画,出版后在市场上深受欢迎;她编辑的《带响的弓箭》发行量达到260多万,长期保持着陕西人美社本版书的记录。 
  
  上世纪70年代未作者父亲陈策贤先生陪同图书作者游览碑林的照片
  
  父母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把我从小放在外婆家,直到上小学才回来;妹妹则寄住在院子门口的武奶奶家,直到考上大学才离开。在他们离退休之前,我们家一直在社里的饭堂吃饭,家中基本不开伙。离退休后,他们才算过上了正常居家过日子的生活。
  
  三、被动的人生转折
  
  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高考上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共青团陕西省委,在组织部工作若干年。那时,团省委工作氛围很好,大家的上进心很强,我处在工作一线,下基层调研、蹲点,搞团组织整顿、建设,一年到头都在奔波,忙并快乐着。原以为我会走上一条从政的道路,谁知在1985年命运却发生了转折。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业迎来了春天。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的父母,扬眉吐气,活力焕发,找回了职业的神圣感,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工作中,出差、组稿、编书,常常熬夜加班,看到他们每编出一本好书的喜悦,我打心底替他们高兴。 
  
  上世纪八十年代,沐浴改革开放春风,奋发向上、献身“四化”成为了一代青年的青春写照,青年读物也应运而生,深受广大青年欢迎。由于市场看好,陕西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宣布成立青年读物编辑部。 
  
  1990年春游时,与青年部同事的合影  
  前排左起雷波、蒋丽;后排左起何大凡、陈四长、孔明、作者
  
  在物色人选时,时任经济理论编辑部主任的朱玉,向社领导推荐了我。理由:他看过我的高考作文,认为我文字不错;还有我在共青团工作熟悉、了解青年情况。我父母得知后,喜出望外。在他们眼中,编辑是一个有文化内涵、受人尊敬、值得托付终身的职业。于是,反复给我灌输做编辑的种种好处。 
  
  一边是已有一定基础并会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工作单位,一边是父母苦口婆心的劝导,我内心纠结许久。最终,还是遂了父母的心愿,答应调到出版社。 
  
  当我以“子弟兵”身份回归时,看着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面孔,兜兜转转一大圈我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惟有喟叹命运的神奇。
  
  四、难忘的岁月留痕
  
  青年读物编辑部,我是第二个报到的人,先于我的是李端。李端个子不高,却绝顶聪明,口才一流。经常听他侃新观念、新思潮以及锻造、架构、河床等新名词,被他忽悠的五体投地。接着,兰大才子孔明分配进来。我们仨一开始,先由政治理论部的领导代管,直到部主任陈四长从《当代青年》杂志社调入后,青年部才自立门户。之后,随着蒋丽、雷波、何大凡的加盟,青年部兵强马壮、卧虎藏龙,成了全社最年轻的队伍。当李端过早地离开我们南下深圳后,青年部的六人组合,一直延续到我南下广州。   
  
1987年青年部春游的照片。后排蒋丽,前排左起孔明、李端、作者、陈四长
  
  至今,我都非常庆幸,能有缘与部里所有的人成为同事。主任陈四长写得一手好文章,思想开明、处事温和,善于营造民主宽松气氛,给了大家自主开发选题、组稿的空间,使年轻编辑得以迅速成长,我本人即受益于此。就拿我当时组织的一套“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为例。当我将选题思路向他汇报后,立即得了他和当时分管副总编辑朱玉的肯定,并鼓励我放手去做。有了他们的支持,底气大增,我便单枪匹马地闯到广州、深圳、武汉、上海等地落实作者、拿出编辑方案。在编辑出书的过程中,只要遇到困难,他都会尽力帮助解决。这套书丛书出版后,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荣获了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和北方十五省优秀图书奖,参与写书的那批作者也由当年的讲师,全部成为了教授、博导。 
  
  除了工作上的进步和收获外,让我最感念的是青年部当时那种朝气蓬勃的工作氛围和关系融洽、其乐融融的人际关系。就拿1990年编辑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来说,陈四长主任一声令下,部门六个人立即撸起袖子,找材料的找材料,剪的剪,贴的帖,编的编,在欢快的气氛中,仅用了短短两三天就完成了任务,并收到了印数80几万的好消息,让大家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 
  
  业余生活,也是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几乎每个春天,我们都带着干粮,骑着自行车,畅游在西安周边的山野乡村,轻松惬意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滋养;早上一上班,常常会有人把从家里带来的特色早点、小食品拿给大家分享;中午聚在办公室,大家或是乐此不疲地打着康乐棋,或是斗智斗勇地下着军旗、象棋;下午闲暇时,大家愉快交谈、分享着各种有趣的信息和事情;作者找上门,本来只是某个人的朋友,可后来聊着聊着就成了大家共同的朋友。就拿孔明来说,他才思敏捷,文章高产,交友广泛。到编辑部找孔明的报刊编辑、作者、朋友居多。每次他们的到来,都会给编辑部带来欢声笑语和不乏八卦的谈论话题。 
  
  至于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更如同兄弟姐妹一般。在我眼中,陈四长像似兄长,敦厚宽容,对下属从无重话;孔明、雷波,像似兄弟,敏学好思,处事得体绅士;大凡、蒋丽胜似姐妹,善良大度,待人巴心巴肺。   
 
 2007年与孔明和妹妹拍摄于贾平凹文学馆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意指女人多了,容易产生矛盾,滋生是非,闹得不可开交。而我和大凡、蒋丽之间却从未红过脸,更多的则是无话不谈,毫无芥蒂。我记得当时分管我们的副总编辑朱玉曾当我面说,“像你们部门三个女人处得这么好的真不多见。”我把此话理解为是对我们人品、修养的肯定和褒奖。他说的不错,我们三个人不仅当时关系很好,即使分别多年,彼此的挂念还有增无减,友谊的小船仍风正帆悬。 
  
  我在陕人社青年编辑部工作的八年,是我编辑生涯的第一个驿站,也是我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渡。在这里刻下的岁月痕迹,成为了我日后在出版业继续打拼的动力。虽然我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广东出版,但我永远感激陕西人民出版社——这个我“梦”开始的地方。

  
  作者陈超英近照
  
  陈超英,1957年生人,中共党员,编审。1985年由共青团陕西省委组织部调入陕西人民出版社青年编辑部,1993年调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书报刋》编辑部,1995年调任广东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主任,2004年调任广东省出版集团出版资源部副总监。现受聘于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出版处,任专职审读员。
  


  2021年元月中旬,陕西人民出版社将迎来70年的历史时刻。即日起,陕西人民出版社联合《阳光报》、阳光网、《阳光报》新媒体,面向全国有奖征集与该社70年历史有关的优秀文章、图片、短视频,欢迎全国的作者和读者踊跃来稿。征文分为三大类,文字类、图片类、视频类,其中文字类设置了三个栏目,分别是:书海钩沉(作者篇)、编辑部往事(编者篇)、读书识“人”(读者篇)。欢迎广大作者、编者、读者朋友踊跃投稿。  
  ★投稿地址是1768825103@qq.com,来稿务必写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以便编辑稿件时联系。  
  ★征稿时间截止到2021年1月1日结束。2021年元月中旬公布获奖结果。

 
  
 编辑:徐瑞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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