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智奇

夫文之为德者大矣，与天地并生，与日月同辉者何哉？昔曹子恒有"经国之大业"之告，刘彦和著"雕龙"之篇，皆以文之为器之叹，非一人之私也。而今观夫文坛之怪状，竟有以私名标榜书院者，此何异于"刻舟求剑"而"削足适履"乎？

尝考文苑典故，李太白"谪仙"之号乃贺监所赠，杜工部"诗史"之名由后世所评。韩昌黎倡古文而不立"韩门"，欧阳修主革新未建"欧院"。盖古人深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道。而今之"某氏文院"林立，岂非《礼记》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者耶？

细究其弊，厥有三端：一曰僭越天道。昔扬雄仿《易》作《太玄》，班固讥其"以玄尚白"，今人竟以肉身比附不朽，此"缘木求鱼"之甚也。二曰淆乱人伦。文学本为"载道"之器，今反为"载我"之具，犹"买椟还珠"而"舍本逐末"。三曰败坏风气。当市场经济大潮席卷，文心竟成沽名之饵，岂非《孟子》所戒"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之倒行乎？

且夫"德者，得也"。观王静安"三种境界"说，非自诩而人诵之；鲁迅"民族魂"之誉，非自封而史定之。今人未臻"望尽天涯路"之境，先营"灯火阑珊处"之馆，此正《周易》"负且乘，致寇至"之象也。昔宋人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犹遭"标榜门户"之讥，况今人直以己名镌石乎？

至若"堤内不足堤外补"者，尤为可哂。庾信文章老更成，是谓"凌云健笔意纵横"；江郎才尽徒嗟叹，终落"彩笔委地无人问"。文学之功，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观乎己名以炫惑当世"也。今之建院者，多类《颜氏家训》所云"但能言之，不能行之"之流，绝非"德之立者类也"？

究其本源，此乃市场经济下"异化"之类。《文心雕龙》有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物质大潮汹涌，精神标杆易为商标，此顾亭林所谓"某氏文学院”“某氏书画院”“某氏研究中心”非名正"之兆也。然则"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岂容"私名"僭居"公器"之位？

吾尝观紫禁城匾额"正大光明"四字，惕然有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真欲立言者，当效太史公"藏之名山"之志，慕屈子"哀民生之多艰"之怀。若徒效"暴发户"树牌坊之举，恐终成《笑林》"刻凤不成反类鹜"之讥耳。

文之为德，与天地参。私名标榜，其蔽也惭。金谷兰亭，遗响犹酣。今之营院，何以嗣覃？

嗟乎！文之衰也，不在辞采之凋敝，而在心术之浮竞。昔者左丘明失明而作《国语》，孙子膑足而修《兵法》，皆不以身之困厄易其志，不以名之显晦夺其诚。今之文人，未及著述等身，先立牌坊以自炫，此非《庄子》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者乎？

且夫“名者，实之宾也”。司马相如赋成而天子叹赏，非自署“长卿文苑”而后显；陶渊明诗高而后世宗之，岂因“靖节书院”而益彰？今人未得片言可传，先筑高阁以自标，是犹“未学走而先学飞”，不亦颠乎？

更可叹者，文道本以载世，今反为饰己之具。昔韩退之抗颜为师，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之立“某家书院”者，岂真欲弘道耶？抑或借“传道”之名，行“传我”之实？《论语.宪问篇》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则变本加厉，非独“为人”，直欲“为名”矣！

若论其心术，大抵有三：一曰躁进，未及“板凳要坐十年冷”，先思“广厦千间天下闻”；二曰虚骄，才未逮李杜，而气已凌曹刘；三曰市侩，以文为市，待价而沽，使清流沦为利薮。此三者，皆文心之大蠹也。

昔欧阳永叔论杨亿、刘筠辈“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然犹未敢自署学府。今人则不然，才未半斗，先筑高台，辞未达意，先营其氛，使后来者览之，不睹其文，先见其名，岂非“名存实亡”“名不符实”之惑乎？

概而言之:文之至者，不在名之高，而在道之深；不在院之阔，而在庭之品:不在声之大，而在明之澄:不在匾之彩，而在额之度。若使屈子建“灵均书院”，恐《离骚》之怨不深；若令太白立“青莲文馆”，或《蜀道》之难不显。故曰：真文士，当以文传世，名至实归，而非以名炫世；当以文化人，言由心说，以道传承，而非以馆骄人。

衷告:

文心雕龙，岂在门楣？

名高实丧，古今同悲。

立言载道，何须自题？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名器论 （译文）

作者：常智奇

文章的功德是极其宏大的，它与天地共生，与日月同辉。曹丕曾说文章是“治国安邦的大业”，刘勰写下《文心雕龙》，都在感叹文章作为载道之器的重要性，而非为个人谋私利。然而，如今文坛却有一种怪现象：有人竟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书院，这岂不是像“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一样荒谬？

回顾文学史，李白的“谪仙”之名是贺知章所赠，杜甫“诗史”之誉是后人评价。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却不立“韩门”，欧阳修推动诗文革新也未建“欧院”。古人深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道理。而如今，“某某文学院”“某某书画院”遍地开花，这不正是《礼记》所说的“不教而诛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吗？

细究这种现象的弊端，主要有三点： 1. 僭越天道 ：扬雄模仿《周易》写《太玄》，班固批评他“以玄尚白”（故作高深却无实质）。如今有人竟以凡人之躯妄图比肩不朽，简直是“缘木求鱼”。 2. 淆乱人伦 ：文学本是“载道”的工具，如今却成了“载我”的招牌，如同“买椟还珠”，舍本逐末。 3. 败坏风气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文学竟沦为沽名钓誉的工具，这岂不是《孟子》所反对的“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的颠倒行为？

真正的德行，在于实至名归。王国维提出“人生三境界”，并非自吹自擂，却被后人传颂；鲁迅被称为“民族魂”，也非自封，而是历史定论。如今有人尚未达到“望尽天涯路”的境界，却先忙着修建“灯火阑珊处”的纪念馆，这正是《周易》所说的“负且乘，致寇至”（德不配位，必招祸患）。宋代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尚且被批评为“标榜门户”，何况今日有人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

更可笑的是，有些人“堤内不足堤外补”（实力不够，靠虚名弥补）。庾信晚年文章更显老辣，正所谓“凌云健笔意纵横”；江淹才尽后徒然叹息，终落得“彩笔委地无人问”。文学的价值在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非“观乎己名，以炫惑当世”。如今那些建书院的人，大多如《颜氏家训》所说“但能言之，不能行之”，绝非真正有德之人。

究其根源，这是市场经济下“异化”的表现。《文心雕龙》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物质主义盛行，精神标杆沦为商业招牌，正如顾炎武所说：“某氏文学院”“某氏书画院”之类，不过是名不副实的噱头。然而，“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岂能容忍“私名”凌驾于“公器”之上？

我曾见故宫“正大光明”匾额，顿有所悟：文章是千古之事，得失唯有寸心知晓。真正想立言传世的人，应当像司马迁那样“藏之名山”，或如屈原那样“哀民生之多艰”。如果只学“暴发户”树牌坊的做法，恐怕最终会像《笑林广记》里“刻凤不成反类鸭”一样沦为笑柄。

文章的功德，与天地并立。以私名标榜，只会暴露浅薄。金谷园、兰亭的雅集至今传颂，而今日所建的书院，又能留下什么？

唉！文学的衰落，不在于辞藻的凋零，而在于人心的浮躁。左丘明失明而著《国语》，孙膑断足而修《兵法》，他们不因自身困境改变志向，不因名声显晦动摇信念。如今的文人，作品尚未等身，却先立牌坊自夸，这不正是《庄子》所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眼界狭隘）吗？

“名者，实之宾也”（名声是实际的附属）。司马相如的赋让汉武帝赞叹，并非因为他挂了“长卿文苑”的牌子；陶渊明的诗被后世推崇，难道是因为有“靖节书院”？如今有人连一篇传世之作都没有，却先建高楼自我标榜，简直是“还没学会走，就想飞”，岂不可笑？

更可悲的是，文学本应承载世道，如今却成了装饰自己的工具。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今那些建“某某书院”的人，是真的想弘扬大道，还是借“传道”之名行“传我”之实？《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今更是变本加厉，不仅“为人”，简直是“为名”了！

若论这些人的心态，不外乎三种：

1. 浮躁冒进 ：还没“坐冷板凳十年”，就先想着“名扬天下”；

2. 虚荣傲慢：才华不及李杜，却自以为超越曹刘（曹植/刘桢）；

3. 市侩功利：把文学当生意，使清流变成名利场。

这三种心态，都是文学的大害。

欧阳修曾批评杨亿、刘筠等人“追求辞藻华丽”，但至少他们不敢自建学府。如今的人却不然，才华不足，先建高台；文章未成，先造声势。让后人看到的不是作品，而是名字，这不是“名存实亡”“名不副实”吗？

总之，文章的至高境界，不在于名声的高低，而在于思想的深度；不在于书院的宏伟，而在于品格的崇高；不在于声音的响亮，而在于智慧的清澈；不在于匾额的华丽，而在于内涵的厚重。如果屈原建“灵均书院”，《离骚》的忧愤可能不会如此深刻；如果李白立“青莲文馆”，《蜀道难》的豪迈或许大打折扣。所以说，真正的文人，应当以文章传世，让名声自然而来，而非靠标榜自夸；应当以文化人，真诚表达，传承大道，而非靠书院炫耀。

最后的忠告：

文章的真谛，岂在门楣招牌？

名不副实，古今同悲。

立言载道，何须自贴标签？

后人看今天，亦如今天看往昔！